材料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

历代税制改革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以一条鞭法为例，“条鞭并夏税、秋粮、均徭、里甲、土贡……。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此所谓积累莫返之害。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此所谓所税非所出之害”。……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於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材料：清王朝的衰败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获得的新力量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部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1880年12月3日，洋务派代表刘铭传上奏请建铁路，由此拉开了关于兴建铁路的第一次争论。李鸿章等洋务派认为“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 以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1884年，醇亲王奕譞入主中枢。 当年6月，朝廷下谕：“铁路一事……惟此等创举之事，或可因地制宜，酌量试办。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李鸿章详加酌复，妥筹具奏。”铁路第二次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李鸿章建议继续试办铁路，提出先修漕运铁路。但漕运总督崧骏认为铁路“紧靠黄河，黄流迁徙无定，大汛时湍悍异常，将来铁路造成之后，能否不至冲突，实无把握”。最终，清政府谕令“暂缓议办”漕运铁路。随着涉外经验的丰富，对西洋发展历史的了解，此阶段洋务派“试办”的铁路基本都围绕开矿等事宜展开。

1888 年11月，奕譞又奏请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引发了第三次修建铁路大争论。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上书称一旦铁路开行，“向用舟车，坐皆失业”，后果不是“怨者必多”，就是“盗贼滋多，害及良善”。

——摘编自曹文翰、张雪永《晚清朝廷关于修建铁路之争》

9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礼记·礼运》

请简要评析孔子“大同”之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