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黑格尔认为，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人民的生产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的特性是“好客和掠夺”。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在这些区域里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他这样写道：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大海抉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他们有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

材料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

材料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用“挑战与应战”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有学者认为，这种“挑战与应战”的理论也可用于观察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并提出在近现代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出现了四种挑战与应战的局面（此处选取了前三种），具体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董世举《东、西方民族主义发生的差异——兼论民族主义发展中的“挑战与应战”模式》

材料   纵观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长期是以宗法观念来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税收来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度将文化和知识联结起国家和乡村社会，使正统封建理论在乡村社会思想领域占绝对领先和主导地位。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乡村治理模式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各朝各代的具体实际情况，形成了具有当时朝代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在潜移默化中，一直遵循其内在规律，即国家政权通过多种方式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但是在治理的介入方面较为适度，以便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演变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