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材料：左宗棠大事简表（节选）

1853年，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随后建成楚军（湘军分支）。首战大败太平军。

1862年，补授浙江巡抚。战争之余，着手浙江建设，整顿吏治。

1866年，太平军残部全部覆亡。赏双眼花翎。创办福州船政局。调任陕甘总督。组织楚军，前往平定捻军（北方反清农民武装）。

1871年，在西北发动军民大规模栽种柳树、杨树、榆树，随后10多年里共栽种一千万株以上。

1875年，上“万言书”，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解决收复新疆全境事宜。

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

1877年，计划筹建甘肃织呢总局。首次向清廷奏请将新疆改设行省。

1880年，亲自率军出征，决心武力收复伊犁。后伊犁收回，新疆全境至此收复。筹建的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84年，法国入侵，大西南与海防全线告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创办恪靖定边军。11月，新疆建省。

1885年，恪靖定边军与冯子材部大败法国于镇南关、谅山，取得中法战争镇南关—谅山大捷。奏请清政府设“海防全政大臣”，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台湾改设行省。9月5日凌晨，病逝于福州。

——据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编写

材料   从戊戌维新运动在江淮大地兴起到辛亥革命胜利，安徽政论报刊都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后，《皖报》以“开风气，拓见闻，联官民，达中外”为创办宗旨，大体上以发表政论、普及新学和传播新闻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安徽俗话报》发表了陈独秀的《亡国篇》《说国家》，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安徽白话报》在《演说》栏目中讽刺象征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辫子为“猪尾巴”，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夺中国主权的行径。

辛亥革命后，《安徽公报》主要刊载法令、法律等官方文件，如《临时大总统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同年出版的《均报》还树立了革命旗帜。

此后，随着袁世凯实行舆论控制，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进步报刊纷纷停办。但是，报刊浸润宣传的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最终汇成推翻洪宪帝制的革命浪潮。

——摘编自王玉洁《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政论报刊舆论宣传转向》

材料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 “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再。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材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讨论之中，贤良文学诸人属于儒家立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法家立场。据桓宽《盐铁论》所录，儒生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汉武帝在位时期，一切以对外作战为第一，不惜用以次充好、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种种办法筹款，致使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再加上为丁稳定，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维系统治，更使人民吃不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因而绝不能再走与民争利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主持朝廷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抑制豪强大家，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盐铁讨论的结果，据《盐铁论》载为“请且罢郡国榷酤（酒政）、关内铁官”。会议虽未能完全依照贤良文学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民间代表人士的辩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据劳榦《秦汉简史》等整理

材料   明代的文化发展虽有一时的蓬勃气象，竟不能持续，以致在清代反复，“正统”与“权成”相结合，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出现的一次“启蒙”。……综观清代文化的演变，上层的文化已走入垂老的阶段，墨守传统，不再有开拓的活力，所能做到的不过踵事增华，修饰细节，遂致繁琐……（但）民间文化的动力始终存在，并不因上层社会的保守与否而存废。不过，当社会秩序开始变动，社会呈现多元化，例如新兴城市中的市民人口增多，民间的动能遂有发挥的机会。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19世纪英国“洁净食品运动”。19世纪，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远离食品生产者，转而依靠中间商来供应食品，食品掺假泛滥。以烘焙业为例，自1815年英国政府废除《面包价格法》后，伦敦四分之三的面包师以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出售产品，掺假是最常见的手段。1820年，化学家阿库姆首次采用化学方法分析食品成分，发现用明矾漂白劣等面粉冒充上等面粉，其著作对掺假食品的揭露，各大报刊杂志进行介绍和评论，使食品掺假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工人阶级是掺假食品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食品行业担心议会出台相关法案来强制解决掺假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商人开始自发售卖洁净食品，形成了一场“洁净食品运动”。例如，烘焙业连续成立了数家大公司，旨在生产不合明矾和其他掺假成分的面包。工人阶级以合作社的形式加入洁净食品运动中来。1844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合作商店正式开业，主营面粉、黄油和奶酪等洁净食品。由于罗奇代尔合作谷物工厂生产的纯净面粉不掺明矾等增白成分，比工人群体日常食用的掺假面粉颜色更深，遭到了工人们的抵制。中央合作社为了让工人消费者“醒悟”，特意出版了一本关于掺假的小册子，并聘请讲师向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体解释。在合作社的推动和鼓励下，饱受掺假食品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开始食用纯净食品，逐渐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1860 年以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食品掺假法》、《食品与药品销售法》等，经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基本上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与监管体制。

材料   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一方面贵族政治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在反对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贵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平民具有一致性。中国则不然，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换一个角度说，西方的平民较之中国，不仅受君主压制，复受贵族压制，其所遭受的不平等、不自由愈甚，故其反抗愈力。中国则反之，中国社会等级间有流动性，“今岁华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故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不强……中西虽同为专制，但形式和程度并不相同。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   浙江人郑师道因调查盐政来湘，在长沙求见妇女运动领袖唐群英遭拒，遂捏造成婚广告毁唐名誉。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未经核实即刊载郑师道送来的结婚广告。广告登出后，唐群英要求报馆更正未果，当晚8时率男女30余人“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事后，唐群英和女子参政同盟会通电，指责该报“有意污蔑唐君，摧残女界”。《长沙日报》因此停刊半月之久，报馆向法庭起诉唐群英。双方各延律师，法庭判唐群英败诉。报馆总经理文斐污蔑唐群英行为不端，唐群英表示将与郑、文二人辩个明白，要么给郑、文二人各一枪，要么自己手枪自击。后经人调解，法庭判决，文斐登报更正虚假结婚广告，更正攻击唐群英的不当之语，并赔偿《长沙日报》损失费大洋2000元。

——摘编自《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102页

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因而，行会扮演了“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关系到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

——摘编自张风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