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郑樵（1104-1162）早年曾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深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包拯在知谏院等任内，多次提醒宋仁宗：“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于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忧。”包拯认为，宰相必须是“能尽心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任者”；御史府是“朝廷纪纲之地，为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夫转运使、提点刑狱，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狱讼之冤滥，以至生民利病、财赋出入，莫不莅焉。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蔽”；“盖刺史、县令，耳目接于民事，惨舒攸系”；“如州县之职不举，按察之吏又不以闻，则朝廷无由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终无告者矣”。

——摘编自董伯庸《试论包拯关于整顿吏治的主张》

材料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崇祯皇帝）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援。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敞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缴纳粮食等物资），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今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遗筐（箱拒）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遗筐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遗筐；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