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材料二       中国农业发展始终依循两条道路前行，一条以广度开发为主，主要体现在耕地扩展，政策的调整；另一条则为深度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提升、农作物复种制度的出现，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未引进之前，南方水稻，北方旱地作物粟、黍、冬小麦以及高粱拥有用地与产量的优势。文献记载玉米种植从“种罕”到“遍艺之”，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影响深刻，有学者提出康乾盛世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造就的。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玉米的占地比例如下，甘肃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安徽等十四省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