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15—17世纪，伴随着中、西方社会的变化，传统绘画有了新突破。

中国古代自画像称为“自写真”，最早记载于《后汉书》。宋元始有零星作品传世，但多将人物融入山水背景或群像中。明清时期，部分士人挣脱“无我”枷锁，画中人物也从背景中独立出来。画家借助像赞、题记表达自我。苏州人沈周的自画像呈现了眼睛、额头、皱纹和老年斑等更为个性的面部特征。绍兴人徐渭在自画像上写道，“吾年十岁手植青藤”“流光荏苒，两鬓如霜”“合作此图，寿藤亦寿吾”。江南画家唐寅、陈洪绶等也有自画像传世。

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少量自画像。15世纪以来，意大利人热衷于古典文化，并效法古罗马人定制艺术品以获得不朽荣誉，自画像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发展起来。画家多在宗教、历史等场景中插入自己的形象。威尼斯人改进了制镜技术，阿尔伯蒂的《论绘画》分析了数学、几何学与绘画的关系，推动了自画像写实风格的发展。画中人物脱离场景，独立呈现。丢勒、提香等人绘制了多幅自画像。丢勒在自画像上写道：“我，丢勒，在28岁时用永不褪色的颜料画下了我自己。”16、17世纪后，欧洲出现自画像收藏热潮，伦勃朗一人就创作了70余幅自画像，莱奥波尔多·德·美第奇则收藏了79幅自画像。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材料   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战，和平解决争端。1982，年7月，安理会敦促交战双方停火撤军，并派遣观察团进行监督。1983年5月，联合国派特派团访问两伊境内遭受军事攻击的平民区；1984年3月，又派出调查团前往调查是否使用化学武器，再次呼吁停火；6月，安理会谴责了对来往科威特和沙特各港口商船的攻击。在战争期间，美苏等国向两伊提供了大量武器，插手地区事务。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通过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火、撤军、交换战俘及和平解决冲突，并决定首次引用联合国宪章第39、40条的规定，即如.有一方拒绝执行，安理会将“开会审议确保决议获得遵守的进一步措施”。次日，伊拉克宣布予以接受。在各方压力下，1988年7月18日，伊朗宣布接受598号决议。8月20日，双方正式停火，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结束。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等

材料一   

材料二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统计，2014年人民币取代加拿大元、澳元，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升至2.17%，2015年底人民币又被纳入SDR（特别提款权）新的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列出人民币资产，以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人民币计价储备的持有情况。

——摘自王永生《三千年来谁铸币》

材料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高度重视史料的征集和整理。经中共中央批准，1980年5月成立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编制党史资料   目录、组织撰写回忆录和交流党史资料   等工作。随后，各地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领导当地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此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有所变化，党史资料   征集和整理工作一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摘编自《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等

材料二   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成立后，会同有关各方征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党史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丛书》，反映了党的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一大”“秋收起义”“淮海战役”等。各地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也积极展开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战斗在天津的共产党人》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等

材料三   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为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依据，有利于党史的宣传、学习和教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吸收和利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党史资料   和新的研究成果。

——摘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等

材料一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接管各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走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以上材料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