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材料二   始皇为人……专任狱吏……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材料三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始皇曰：“……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以上均引自《史记》

材料四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欶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在工业生产、出口贸易、黄金外江储备各方面所占的比重都显著下降，而西欧六国（法、西德、意、荷、比、卢）所占的比重则大大上升。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西德总理）阿登纳说：“如果欧洲人不想在起了根本变化的世界里走下坡路的话…欧洲的联合是绝对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1955年，西欧六国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逐步协调它们的社会政策…1967年7月，六国正式成立欧洲共同体。

——摘编自何春超《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多极化虽出现加速形成的趋势，但毕竟还未正式形成。世界主要大国仍在进行深层次的战略调整，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还未完全定位，多极化格局形成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变数，因而未来多极化格局是否就是五大カ量中心或五极，尚需继续观察。不过，多极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由于各国在国际上所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所以各国对多极化的态度也不同。有的是推动力，积极适应这个潮流，推动多极化的发展；有的是唯我独尊，企图“一统天下”，阻碍多极化的发展。但是不管你的力量有多大，即使号称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若想逆潮流而动，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和嘲讽！

——摘编自陈思、杜正艾《两霸争雄：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

材料一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中国有孔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摘编自【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材料二   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材料   抗战胜利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同时提出的，最早名称就是中共所主张召开的各党派国事会议。然而，蒋介石对此却声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中共在重庆谈判中主动就此作出让步，希望能够"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并在会议名称上接受国民党的建议，同意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最终，双方就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1949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应中共之邀，相继进入解放区，就召开新政协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初步共识。在此基础上，在短短三个月内，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完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政协开幕后，无论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都充分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团结合作的新型关系与作风。对此，周恩来指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摘编自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中国政治发展演变述论》

材料— 南浔在南宋时立为镇，到清朝乾隆时已是"烟火万家，商贾云集"的巨镇，有诗云"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寨人家水上耕"。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吴江的屯村镇自明代以来即为冶铁业发达的市镇，嘉靖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产品有农器、厨器还有兵器等。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例如苏州元和县的唯亭镇离城三十里，地处娄江上，为太仓、昆山、松江、崇明必经之要道。自明季以后至清道光年间，"人烟稠密，比屋万家"，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工商业巨镇。一些富商巨贾在经营得利后大购土地，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市镇的发展。如乾隆年间歙人程永洪，"善于商贾，贸易豫章数十年。又建业于浙江兰溪，置田产，家道日渐蒸蒸";道光年间祁门人倪炳经，"少承父业，窑栈云连，畎亩鳞接"。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江苏太仓所处的苏州地区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当地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采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乡镇企业为龙头的农村工业化、就地城镇化的道路，即"苏南模式"。1996年，太仓的乡镇企业开始改革，打破了"集体经营""行政推动"等传统框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混合型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目前已形成集体企业（主要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个体企业"三足鼎立"之势。乡镇企业转制后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到位，促进了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带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从原来主要接受上海在人才、技术方面的辐射，到现在接受的辐射无论是地域、范畴还是程度，均有了更大的拓展和提高。为了解决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现状，太仓市在积极建设开发区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在小城镇开辟一批工业小区，搞好配套基础性设施建设。至2006年底，全市拥有私营企业6267家、个体工商户20873户，太仓市私营个体经济已发展成为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

——摘编自孟秀红《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