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利己心”观点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相结合，提出“义利合”的观点，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同亚当·斯密一样，严复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受“自然之机”和“必至之势”，即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严复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力主自由贸易。严复倡导经济自由，主要体现在他于1902年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中。《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书中竭力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严复很推崇此书，认为英国的富强与其有着密切关系，“英国当政者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

——摘编自程艳《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材料二   搁置经济自由主义而谈社会主义，或者说谈论“欧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修正组合型”自由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40年代的中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

——摘编自余祖华《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