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
——《梁启超选集》
材料二 梁启超反对提倡“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
——《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
材料三 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救国。”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1)根据材料一、二、三,比较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异同点。
(2)从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中,你能得到什么认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1919年发生“转化”的原因,这种“转化”对孙中山以后的政治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
材料一 明代，江南棉布号称“衣被天下”，当时，上海的标布“走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清代江南棉布往销国外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由于棉布出口量大，乾隆时，还有人主张禁止棉布出口，以为“止计松江、苏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转内地，可多被数百千百万穷民”。这一主张未被清政府采纳，此后，棉布出口亦未减少。据统计，自1817〜1833年，各国商船自广州运出的南京棉布共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
——摘编自李雪梅《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9世纪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淘汰矣”。
——摘编自戴鞍钢《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时江南棉纺织业发展的状况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上海开埠后棉纺织业发展的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
——《梁启超选集》
材料二 梁启超反对提倡“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
——《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
材料三 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救国。”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1）根据材料一、二、三，比较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1919年发生“转化”的原因，这种“转化”对孙中山以后的政治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
（3）从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中，你能得到什么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