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材料一   从16世纪初开始，公开发售国债成为欧洲许多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1688—1689年，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格兰具备了为6年后在一片信任的氛围中创建英格兰银行所必需的条件。英格兰银行把短期公共信用业务并入一个半公营的现代货币银行体系。从1713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公债增长了1倍多，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差不多又翻了一番。英国的公债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273亿英镑，到1783年增加到2.429亿英镑，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

材料二   1927年起，国民政府滥发公债。1932年，政府应付各种内债本息2.1亿余元，每月平均偿还1700万元。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政府每月财政支出仅军费一项需1800万元，不敷达1600万元，提出挪用每月内债还本付息基金以应急需。此消息引发市面恐慌，上海金融工商界纷纷致函反对。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在宣言中指出：“此种举措，不啻将全国人民历年备置之财产，宣告没收，减绝人民之生计，破坏国家债信，而一方对于截留税收，冗军浮费，则坐视不敢处置，以致财政一无办法，乃不得不攘夺人民生活之源泉，以供政费暂时之挹注，此种举措徒起截税者之野心，为滥费者张目。全国国民，为国家经济立场，允当群起，誓死反对。”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18日收回停付拟议。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材料三   1981年，中央决定发行国库券。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发行国库券是平衡国家财政收支、调节和引导国民经济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1981—1987年，每年国库券实际发行量都超过计划发行额，总其发行361.76亿元，1985年起可以贴现和抵押贷款。通过发行国库券，将人民群众手中的部分购买力及其他一部分社会财力集中起来，暂时转移给了国家，增加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投资。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材料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巴黎、伦敦、纽约、鲁尔的银行家和工厂主丧失了他们在俄国的工厂、投资，失去了俄国这个大市场。这引起了相关国家的不满，法国克里孟梭在议会里鼓吹“要在布尔什维主义周围装上铁幕，以防止它破坏文明的欧洲”。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该事件“在协约国的军事策划者看来，正当德军在西线发起最后一次强大攻势的时候，在东线对德国的一切军事抵抗却发生全面的崩溃，则无异是一场灾难。”

1918年3月至11月，协约国军队先后在苏俄北方和南方港口登陆，直接进行武装干涉。12月，英国海军进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在苏俄红军的英勇抵抗下，1920年初，协约国第一次武装干涉遭到失败。协约国还利用苏俄国内反动势力和周边小国，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进攻，也终归失败。

——摘编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魏文帝黄初（220—226）年间，“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其著述除《人物志》以外，大部分已经散佚。《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才的著作。在鉴识人才上，刘劭把人的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概括为“九征”，即人的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兼德之人，更为美号。”在人才使用方面，他认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要“量能授官”。

魏明帝时，刘劭“与议郎庾嶷、苟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景初（237—239）年间，因“王纲之弛颓”“治典阙而未补”，刘劭奉诏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条。

——摘编自陈寿《三国志·刘劭传》等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材料   现世界有种最大的潮流，而为各方面所极力要求实现完成者，就是“德谟克拉西”（民主），以前表现于生活各方面的专制主义和大某某主义，到了现在都为德谟克拉西所战败了……再看中国近十余年来底政治，愈可证明德谟克拉西有重大的势力。无论什么贵族，什么军阀，凡是附和德谟克拉西的，都一时得了势力，凡是反抗德谟克拉西的，都必终归失败或灭亡。

后德谟克拉西而起者，为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Ergates 在希腊语为“工人”（Worker）之意，故伊尔革图克拉西可译为“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在俄国劳农政府成立以后，制度与理想全为新创，而却无新字以表章之，故政治学者创 Ergatocracy一语以为表章此新理想、新制度之用。……将来到了基础确立的时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革图克拉西，乃得实现。

——摘自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

材料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