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发表专著《满洲发达史》，梳理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尤其关注明、清两代，并论证满洲和朝鲜与日本的历史渊源。稻叶认为“满洲种族”是自古以来身份边界清晰固定的共同体，他们世居中国东北，是汉族的“入侵”破坏了他们的自给自足状态。日本东洋学者以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和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为框架，从血统层面把汉满做出绝对的区分，同时以地理板块为依据，认定满族有其“固有领土”，进而有政治上建立现代国家的合法性。

—摘编自冯乃希《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民族政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开启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接纳党员不分民族，倡导民族平等。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宪法大纲》规定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执行严格的民族纪律，争取到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确立的各民族“多元一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仅从政治上、制度上保障民族平等，而且通过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增强民族认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容纳了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共同体。

—摘编自王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看毛泽东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超越与重塑》

材料一   面对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国家总体性危机，“政党—国家”的方式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的最佳选择。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国初期，在学习西方政体的热潮熏染和中国政局的催生下，涌现出大量新生党派和团体，它们为实现政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活动。各新生党派和团体都欲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旧中国指明出路，中国的政党政治进入一段空前活跃而繁杂的时期。

——摘编自谢萌《民国初期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评析》等

材料二   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多党竞争的政治组织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退出历史舞台。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

——摘编自张伟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材料一   我的计划在于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的指挥下所奉行的欧洲一体化中摆脱出来，但不是脱离我认为应该保持可以作为最后防御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在于同每个东方集团的国家——首先同俄国（苏联）——建立缓和国际局势的关系，然后建立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到来，对中国也是如此；最后在于建立这样一支核力量，使任何国家要是攻击我们的话，它自己就会遭到可怕的打击。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一步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和总的趋势合拍，同时要照顾到法国的传统友谊。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

材料二   1959年，戴高乐陆续将原驻北约的军事力量撤回。

1960年，法国成功试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核垄断，跻身核大国行列。

1963年，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法德合作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外交部长将定期举行会议，两国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法德政府应就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协调法德在欧洲共同体内的政策和对一般国际事务的政策”。

1964年，法国冲破西方世界的重重阻力，毅然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同年，戴高乐遍访拉美10国，发表50余篇演说，在美国的“后院”抨击美国霸权主义，号召拉美维护民族独立。

1965年，法国与美国展开了货币战，公开主张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

1966年，戴高乐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发表联合声明，宣告“欧洲问题首先应该在欧洲范围内讨论”“使欧洲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然后在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不干涉它们内政的条件下逐步发展相互关系。”

同年，法国退出北约，实现全面防务自主。

1967年，被下了逐客令的美国和北约军队全部撤出法国。

——武进《独立外交与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析》等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一股强劲的现代化思潮，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刊载大量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章。

材料一中国农业，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在生产技术的落后，经营方式的退步，已在任何独立国家之后；不，就是其它的殖民地国家，也比较中国要近代化得多了，我们知道其它各国，已跟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为化学肥料……别国已用了极大的电机设备作灌溉之用，中国还是利用着人力和畜力，天天向自然作汗血的挣扎。这一切农业生产的现状，正如以大刀抵抗飞机和坦壳(克)车一样，安得不落伍。

——吴觉民《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材料二机械要制造，日用品也得制造；电站要建立，人民住宅也得建立；森林要开采，游息的胜地也得修饰。现代化中国，一定不应当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

——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

材料 1921年列宁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与50多年后中国启动的市场经济改革具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其结局却大相径庭。同途而殊归，其中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摘编自赵大兴《同途殊归——苏俄（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短济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