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李鸿章之建议。材料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谓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15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出现过四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第一波国际移民潮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期，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第二波国际移民潮在16—19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期，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第三波国际移民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移民”时期，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第四波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出现了“重返欧洲”或“重返亚洲”等“回流”现象。
——摘编自杜娟《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路径——兼论亚裔移民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近代以来拉丁美洲前三次大规模国际移民潮出现的国际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文化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由新法制予以确认和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社会关系都需要规范和调整，这就向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领导国家法制建设的任务。这一任务是以巩固和建设新政权为中心，以建设新社会和实现国家法制现代化为价值取向。对于建国后的法制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有一定的认识，对新国家、新政权进行过设计规划，勾画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蓝图。但是对法制建设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虽起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但对法制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摘编自韩威《1949—1956：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曾两度起草民法典，但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从1979年开始……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至2002年12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又将现行《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编入，形成“汇编式”民法典草案。期间几易其稿，历时近十年的修订、补充和完善。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初期进行法制建设的目的评析新中国初期法制建设运动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法典编纂历程的特点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简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撰的意义
历代税制改革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以一条鞭法为例，“条鞭并夏税、秋粮、均徭、里甲、土贡……。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此所谓积累莫返之害。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此所谓所税非所出之害”。……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於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黄宗羲对一条鞭法的看法。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摘编自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明清“紫禁城（故宫）”之价值。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神宗年间的阿云案的判决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粮食安全观摘录
| 内容 | 出处 |
| “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 《礼记·王制》 |
| “粟者，王之本事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 《管子·治国》 |
|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 《汉书·食货志》 |
| “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 | 《救荒活民书》（南宋） |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粮食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60年代初，他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一是要过得下去，二是不依靠外国”。这一系列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对于今天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赵纪萍《陈云的粮食安全思想和主张》
材料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粮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基，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为核心战略思想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摘自毛长喜《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安全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新中国粮食安全观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材料：清王朝的衰败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获得的新力量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部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材料：1880年12月3日，洋务派代表刘铭传上奏请建铁路，由此拉开了关于兴建铁路的第一次争论。李鸿章等洋务派认为“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 以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1884年，醇亲王奕譞入主中枢。 当年6月，朝廷下谕：“铁路一事……惟此等创举之事，或可因地制宜，酌量试办。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李鸿章详加酌复，妥筹具奏。”铁路第二次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李鸿章建议继续试办铁路，提出先修漕运铁路。但漕运总督崧骏认为铁路“紧靠黄河，黄流迁徙无定，大汛时湍悍异常，将来铁路造成之后，能否不至冲突，实无把握”。最终，清政府谕令“暂缓议办”漕运铁路。随着涉外经验的丰富，对西洋发展历史的了解，此阶段洋务派“试办”的铁路基本都围绕开矿等事宜展开。
1888 年11月，奕譞又奏请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引发了第三次修建铁路大争论。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上书称一旦铁路开行，“向用舟车，坐皆失业”，后果不是“怨者必多”，就是“盗贼滋多，害及良善”。
经过前两次大争论之后，保守派中部分官员的观点也发生了松动，更多人的观点是直隶一带乃是京畿重地，铁路万不可行，但是边防地区可以试办铁路。晚清修建铁路的三次争论中，洋务派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摘编自曹文翰、张雪永《晚清朝廷关于修建铁路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修铁路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