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其兴起与发展均是被动的。中国没有经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运动，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面临外国的挑战下而被迫萌发出来的。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19世纪后40年里，中国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局限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则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

——摘编自梁海燕《浅议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材料二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交流互动由经济、科技领域转向了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文化方面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导致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引起民族文化的衰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马睿《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出发，出国谋生。到19世纪70年代，6.3万中国人来到美国，其中多数人生活在“金山”一加利福尼亚。 这些早期出国者大多是契约华工或称苦力、“猪仔”。他们名义上是受雇到海外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来做工的，实际上大多数华工是被人用欺骗、诱拐、绑架的手段运往海外的，他们从事最繁重的工作并无人身自由。当时美国人克拉克的调查报告中说白种人不愿做的活就强迫华工去做。华人劳工不仅仅在美国西进运动的采矿业中付出了劳动，更为著名的是他们在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铁路中洒下的血与汗。他们不论严寒酷暑，一直工作在高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很多人因劳累身亡。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

——摘编自张晓路《西进路上的血泪与荣光》

材料二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相当数量域外移民的进入和租界的建立，上海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域外的物质文明、风俗礼仪和精神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英语开始被视为了解西方文明的钥匙。官方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建立，都透露出官方对外语教学的重视。而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翻译中介人员的需求也大大扩展，掌握外语的人可以充任买办，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这也推动了上海的英语学习热潮兴起。

——摘编自刘叶华《浅议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上海的使用状况》

材料一   “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官亩给一夫”。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这使当时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从而实现“开阡陌封疆（打破三代以来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新田界），而赋税平”。

——根据《史记》《新唐书》整理

材料二   485年十月，冯太后颁布均田诏令“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均田从“方割”（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486年初，针对北魏“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租调制和检查户口、征派赋役的三长制。御前会议讨论时，三长制遭多人反对。李冲说：“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在二月下诏，迅速推行三长制和租调制，以配套刚推行的均田制。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国通史》

材料一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宋代“点茶法”包括碾茶、罗茶、候汤、熵（xié）盏，然后点茶等步骤，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饮茶、品茶、玩茶能放松身心、愉悦神志。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诠释“德”“性”“人生”伦理内容，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处于承上启下、创新发展时期。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已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日本的茶道和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陈永昊、徐吉军《论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材料二   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将中国茶带入英国王室，饮茶成为英国上层社会的时尚。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的英国，茶叶作为贵族享用的一种奢侈品，家庭茶会成为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1700年，英国的杂货铺开始出售茶叶，这标志着英国贵族化茶饮方式开始向平民化茶饮发展。1750年前后，饮茶已在英国城乡各阶层普及。特别是1784年英国开始降低茶叶税收，让茶叶价格更加亲民，到了十八世纪末，茶饮已渗透到英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使工人们对茶叶需求急剧扩大，茶叶成为他们既可以促进消化又可以提神振奋精神的生活必需品。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演进，英国茶文化也逐渐演变为以泛化的下午茶为主体的多元化饮茶方式。

——摘编自刘昌明《还原全球化背景下的英国茶文化（二）》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