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1)根据材料，分析该案中李三被判“免断一次”而“押归家”的原因。(2)概括材料中该案件处理体现出的当时社会治理的特点。
材料一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对阴阳、生命的认知；殷商统治者用以龟卜等手段窥测天意。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的新观念，强调统治者要“以德配天”，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形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天人感应”思想。宋代，理学家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掘，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天人合性论。至明代，心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心就是天理。
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培养了国民仁爱温良和善的品性，更赋予了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文化内涵。如秋冬行刑、秋审制度、主张刑罚适中、施行德教的制度与原则。将天人合一思想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现实生活中，就是实现以和为贵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这是中华法律文化中经世致用元素的重要体现，也是圣君贤臣希望能够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最好境界。
——摘编自何勤华、张顺《从“天人合一”到“以和为贵”——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法理创新与实践》
材料二 宗教与法律作为调控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并且紧密联系。法律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宗教文化长期培养的结果。法律最初的绝大多数禁条几乎都反映着宗教伦理方面的禁忌；最初的执法活动几乎全部被祭司所垄断，而法律观念则纯粹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被广泛传播，后来影响法律制度，产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公元9世纪开始，大洋彼岸基督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圣经》为法律总源的教会法不仅牢牢掌控着整个宗教世界，同时也伸向了世俗社会。《圣经》对西方自然法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圣经》中诚实、公正的观念对形成西方衡平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人权的理念，社会契约和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与宗教的新潮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宗教方面的共识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法律的面貌，甚至法律的通用语言、惯常程式，以及汇集而成的传统都是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发育成长的。
——摘编自王景斌、周伟科《从关联性视角看宗教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特点与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宗教对近代西方法律的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法律与教化关系的认识。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朝内民族交融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明清时期封建巡视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是巡视监察法规的系统化。明清进一步加强巡视立法，至清朝颁布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以独立形式存在的监察法规--《钦定台规》，中国古代的巡视法规达到系统化程度。其二是建立严密的地方巡视系统。明清延续了唐宋以来中央对地方巡视系统多元化的趋势，建立起三个互不统属的独立系统：一是监察御史系统，包括专差、巡按御史两种；二是按察司系统，职责就是按察所属的府州县，下设主要官员有按察使；三是督抚系统，督抚即总督和巡抚。其三是加强巡视官之间的互相监督。明清统治者规定同一系统或不同系统的巡视官员可以互相监察、互相纠举，以保证巡视体系正常运转。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梳略》
材料二：西方国家的问责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是责任政府的基本元素，其效力范围是整个国家。其约束的对象是整个国家的所有公职人员。西方国家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监督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达到全社会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由于这种监督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国民性，因而这种监督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有力量。
——《西方官员问责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我国中央对地方巡视制度强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国家对官员监督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巡视制度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