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一方面废除“公荐”的合法性，防止学子、考官之间的朋党关系，另一方面开创了“糊名”“誊录”的方法。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盖上，阅卷官员无从得到考生信息，进而使得阅卷更加地公平；誊录，就是将考生的卷子进行统一的抄录，使主考官和学生之间无法利用笔迹建立不公平的阅卷关系。并创立“特奏名”，安抚贫寒学子以及老而无成和多试而不第者，为参与到科举中却没有收获的学子开设了新的入仕途径。另外，宋代还将殿试制度化，避免了因学子与当朝官员之间有特殊关系而影响科举的公平，并规定“殿试免黜落”，同时，对于科举录取的名额也进行了大幅度地增长。

——摘编自徐振宁《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材料二   西方的文官制度效法的对象是明清科举制度，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予以适应性改造。明清科举选官主要以考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单一，在科举考试之后，任官则由国家统一调配。西方的文官制度考试一般分为笔试和复试，对通过考试的官员进行分类，建立通专人才相结合的新体系以及职前培训制度，使每个职位都可获得最佳人选，从而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摘编自李永强、马慧玥《论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   1973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美苏两大阵营外，还有一些不结盟国家，使得这次会议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会议。这是一次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为解决冷战期间一系列国际重大核心问题而召开的和会。在欧安会议上，与会各方着重讨论了在国际外交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柏林问题、边界问题、战略武器问题和人权问题，并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最终协议-最终决议案。虽然对最终达成的决议案以及对决议案的评价各方各执一词，难下定义，但把这次会议放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无疑是打破了冷战坚冰，为东西方交流打开了一个通道，是为整个国际形势缓和而做的一次卓越尝试。这次会议将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冷战体系打开了一道裂缝，也是20世纪末世界外交史和冷战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

——摘编自魏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73～1975）》

材料一   1807年，怀特布雷特向议会提交用公款资助建立国民教育的提案，虽然该提案未获通过，但却推动了自愿为国家提供普及初等教育社团的建立。1830年，辉格党上台，贵族被迫与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享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议案扩大了选举权。1833年，在舆论压力下，议会终于通过2万英镑的教育拨款，1839年该项拨款增至3万英镑，并成立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英国第一个国家监督和管理教育的机构。1858年，教育委员会设立教育行政部，加强对民众教育的管理。1862年，议会通过教育修正案，教育投入被纳入正常的以征税为保障的立法轨道。1880年，英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七八十年代，洋务教育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有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甲午战争后，清朝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学堂逐渐走向系统化。这一时期，清朝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学堂的门类更加广泛。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近代教育趋向系统化。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