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 B．重建了儒家学说的信仰体系 |
| C．凸显了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风 | D．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时代诉求 |
材料 将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并为我所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大特点。而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碰撞下，近代中国围绕着时代主题，先进的中国人相继从多个层面积极地回应西方。出于自我救赎的迫切需要，西方思想的接受者们并没有一味地盲从某种思想，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寻求这些思想与中国问题的契合点，要求这些思想能够“有的放矢”“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
——摘编自宋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
结合近代中国的相关史实，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阐述清晰。）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
(1)据材料一，指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对中国传统文化“为我所用”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背景。
(2)据材料一、二，说明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不同点。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书籍刊刻产业空前发达的时期，史谓“书籍之有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在宋代统治阶级治国方针的指导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整个社会读书之风盛行。宋代史学、金石学等学术活动和宋词、评话等文学创作空前活跃，因此刊刻学术著作和诗文集的人很多，文化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宋朝的皇帝都极其注意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就是在太宗、真宗的主持下编篆刻印的。宋代书商刻印发行的图书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科考程文、生活用书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门类，满足了宋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阅读旨趣和购书需求，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卢厚杰《宋代书商市场意识述略》
材料二 报纸“广而告之”的宣传效果被国人共知是有一个过程的，20世纪初，洋货充斥于中国市场，受到洋商靠广告推销货物的启发，以报纸广告作为商战的利器，华商吹响了国货与洋货角逐的号角。清朝末年受外力的影响，重商思潮“第一次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清政府颁布了《商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以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时期商业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各地职业学校相继创办，有识之士也纷纷在商科教育中，增设广告学课程。一批最早出国学习或经营实业的有识之士纷纷将国外的译著或广告技艺介绍到中国，这些对于国人广告观念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审时度势的华商积极利用这一高涨的社会情绪，用“中国人请用国货”等口号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广告者，乃攻城掠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
——摘编自杜艳艳《中国近代华商广告观念的变革及动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书籍刊刻产业空前发达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20世纪初中国广告业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
| A．展现了女性画家的卓越才华 | B．体现了宫廷艺术的发展趋势 |
| C．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 D．突出了意大利传统文化之美 |
材料一 行王道，是孟子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推崇王道、贬抑霸道，认为霸道是王道的倒退。商汤、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得天下，百姓心悦诚服，而武力称霸天下则需要付出极高的治理成本。行王道之所以能治天下，源于人性本善，人有“四端”，便可以保全四体、宗庙、社稷乃至天下。孟子的王道思想最先关注也最为重视的是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政者应尊重自然，保证小民的生产时间，才能使民“有恒产”。在孟子眼中，社稷是依民而立、为民而立，先有民后有君王，当政者必须知民之忧乐并选贤任能，才能实行和落实王道。政治是靠法度约束百姓外在的行为，而教育则依靠道德教化，改变百姓内心，与孔子的“导之以政、导之以德”异曲同工。
材料二 在柏拉图看来，道德是政治的目的和手段。最理想、最完美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正义原则，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国家。理想国下，没有私有财产和家庭，小家的消失之后则是融为一体的“大家”，这样才能避免城邦的衰落。理想国中，分别按照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分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但其中有能力担任统治者的，应当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并最有智慧的哲学王。哲学王的统治手段主要是教育，这继承了其老师苏格拉底的理念。晚年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承认了其理想政治的失败，强调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孟子“政治理想”的内涵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孟子与柏拉图“政治理想”的差异。
材料 1918年孙中山动手撰写了《实业计划》。他提出，要使中国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各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实行“开放主义”，“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这就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同时强调，开发和利用外资，绝不能允许他们侵犯中国的主权。他指出，能否确保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是“中国存亡关键”：“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为了全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孙中山曾购置、搜集了大量中英文书籍以及各类地图，还指派相关人士实地去考察。他本人所到之处，也特别注意调查地理环境和经济建设情况。他又说：“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资料，而组成余之‘革命’。”
——摘编自姜义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与工业化蓝图》
(1)据材料说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背景并概括其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胡人政权为了争取成为中华王朝而采用了中国政治制度，这个政治的因素，毫无疑问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民族集团主动汉化的最重要的原因。……胡人民族集团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统治中原地区，结果是让胡人社会自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政治制度上的中华王朝化、文化制度上的儒学化，经济形式上的定居农业化和社会组织上的地缘化。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后，曾为中华帝国之强敌的匈奴以及氐、羯，再也没有作为一个民族集团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羌变成了一个小民族集团，鲜卑也在进入隋唐时期后逐渐消失。……历史上非汉民族集团的汉化，不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化自身原本没有“民族”属性，它的门户始终是向着所有人敞开的。
材料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建设“中华民族”这一点上。为了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的，首先提出了建设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小中华民族思想”。然而当意识到中华民国应该继承清王朝的疆土与属民时，他们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提倡“五族共和”的阶段，最后落实到建设“大中华民族”，即同化中国所有民族集团建设一个中华民族上。“大中华民族”是被作为实现国民统合的象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国族”，共内涵已经超载了“民族”的层次而具有“国民”的性质。
——以上均摘编自王轲《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胡人政权”“质变”的表现，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述孙中山“中华民族思想”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两则材料，谈谈你对民族国家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