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尽善尽美)”,其“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因为“得之于天”,又叫做“天理”,“天理”显现在事物之中,就成为“事理”,“天理”和“事理”是一回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理”就是“至善”,其主要内容为“仁、敬、孝、慈、信”等等。达到“至善”境地的方法就是“复天理、去人欲”,其标准就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改编自吕等雯《朱惠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材料二 康德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要遵守“绝对命令”,要奉行义务与职责;作为感性的经验者,个体希望自身能够幸福。因此,“德行”虽是至上的善,却还不是圆满的善,只有再加上“幸福”,才能构成“至善”德行是至善的第一要素,幸福作为道德的结果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道德与幸福之间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使得自然不但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和谐,还与他的道德意向相和谐。有了这样的悬设之后,世界上才会有至善存在,而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神。通过上帝之手将幸福与德行和谐地共存于“至善”之中。

——摘编自刘延苗、何炳武《康德与朱惠“至善”概念之比较》

材料一   1941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材料二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进入天和核心航，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2022年空间站建好后，将随即投入正常运营，开展科学研究和太空实验，促进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中国空间站建设将瞄准掌握空间站建造技术，用与时代同步的技术，建造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空间站。中国的空间站也将为全球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和实验机会，满足最新最好的空间探索及空间资源利用等科研需要，使得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进入探索科学前沿、开发空间资源、造福人类社会的新阶段。

材料一   1958年12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填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中学修业年限由10年延长到11年，普及义务教育年限由7年延长到8年；学校大量增加生产教学和劳动时间，并兼施职业训练；高等学校优先招收有两年以上工龄的青年等等。这次改革加强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但开始暴露出严重的缺点：生产劳动时间过多，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学校中由于缺乏必备条件，组织生产教学和职业训练遇到困难。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张耀源《世界当代文化教育史）

材料二   50年代初，采取“一边倒”、“以俄为师”的方针，模仿苏联教育重建新中国教育制度。从教育理论到学制、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教材、方法等各方面对“苏联经验”系统地全盘移植。为了适应工业化需要，加速培养专门人才，从1952年开始，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其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高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

——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

材料一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观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谈不上）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摘编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