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材料二 赵宋王朝依靠文人，大兴科举，平民士人因此而崛起，具有了强烈的自觉意识，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宋代自开国创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积弊很深，政治气氛越来越消极。同时统治者借佛、老思想粉饰太平，以佛、老那种清静、无为来为他们的因循守旧作辩护。这种不思进取、无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事实，促使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同时发出了辟佛、老和改革政治的呼声。唐末五代是人欲炽盛、天理不存的时代，士人无耻，学风不正，有识之士多认为惟有重振儒学才能磨砺士气，重建道德。因此，复兴儒学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唯一途径。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时期不被重视的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材料一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签订和约）,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摘自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观诸国之海军表，其国力竞争之消息，可以默喻矣。”他还指出，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的土地包括领海，认为海才是国的界境。因此，他积极呼吁政府向西方国家订购“各项海陆空新式武器”,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学生，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孙中山便向国人大声疾呼；最先可以灭亡中国的是日本。为此，他在捍卫海权的宣传中，常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未来的假想敌，从国家战吆上唤起人们的警觉。
——摘编自《“海洋梦”系列丛书·走向深蓝中国海洋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魏源海防思想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魏源海防思想与孙中山海防思想的异同。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海防思想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20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境，深入分析国情，认为农民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农民人数多，只有落脚于农村才有可能扭转革命时局。为此，毛泽东等人开辟了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先河，探索解决民族解放之路。50年代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启之际，毛泽东强调要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挖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人继续带领人民开辟新的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攻克改革遇到的“硬骨头”等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中国国情结合，取得开创性成就。
——摘编自郭媛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的逻辑生成和现实意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实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背景，并谈谈你对该理论成果的认识。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 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先秦到汉代“华夷之辨”观念的变化及呈现出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革命性创造的背景。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背景，并概括其性质。
材料 冯桂芬在《校邻庐抗议》的首篇《公黜陟》中,提出了一套由下推举官吏的办法。“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多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中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
冯桂芬另在《复乡职议》一文中，主张恢复古代的乡亭制度，并且主张扩大士绅的政治权力，提倡普选的地方政府以统治地方。自县以下地方职司,全由选举产生。“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并提出具体的公举办法，“里中人各以片格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也就是说,得推举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之。正、副董的任期一任三年。乡董的义务包括处理民间争讼,协助官方缉捕罪嫌,劝导百姓纳税缴粮。正副董以上有一巡检，“满五千家设一巡检”,由诸生、各多正副董和耆老间接选举产生。
吕实强认为冯桂芬由下推举官吏办法，“于往古史例,决无前例可循”冯桂芬能循复古而维新，“不仅能灵敏地觉察到所面临的变局,更能够客观而虚心地从中西比较之中,全盘地考虑到中国政治的改良,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能真正融会中国重视民意传统，而谋求以近似西方民主制度作为改革本国政治之言论者,冯氏实为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人”。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卷
请回答：
(1)据材料概括冯桂芬的思想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2)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冯桂芬思想主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