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教育的兴起，造就了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稷下学官就是当时的学术交流中心。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动乱频繁，各国纷纷变革，许多人对变革发表了不同看法，出现了百家争鸣。

材料四 新法规定：立了军功的，按功劳大小升爵受赏；为私利争斗的，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努力务农，精耕勤织，因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国君亲属宗族不是立有战功，经过评定，不得列入谱牒——《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一     启蒙运动不是陡然而至的。新航路开辟使欧洲人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还存在迥异的民族、宗教和文明形态，使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成为虚假之言。17世纪初，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作品，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17世纪的欧洲逐渐确立了通过观察、实验、分析、归纳和综合等基本路径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而不是盲信教廷的权威。伏尔泰对中国由明智的君主和哲学家统治赞赏备至，据此提倡实行开明的君主制。

——摘编自《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材料二     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

——卢梭

自由是按法律的要求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做法律禁止的事，那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这个权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战后的最初几年……更多的人认为对付这些印第安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白人的势力范围。乔治华盛顿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种意见。他说：“我们的扩张，将使这些野蛮人和狼都退出我们的视线。他们都是我们的猎物，只是外形不同。”

——摘编自加里纳什《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

材料一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常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一   自明朝后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自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币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在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文明戏。文明戏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很难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在其初期既要面对本土文化的排异性，又必须寻求一定的依托物，作为中国话剧立足之点。同时，它还要防止被民族文化所融化，丧失其独立的品性。因此，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糅杂混合”的过渡形态，整个近代前期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它曾兴盛一时，但却犹如漂在水面的浮萍，没有扎下根来。

——摘编自贾志刚《中国近代戏曲史》

材料   梁启超曾把近代国人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想到堂堂中国衰败到这田地，都因为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