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考察历史，注意到历史上凡建立下不朽功勋、对民生福祉有所作为的时期，为“王者”均是“圣”或“仁”者。这实际上明确提出了一个“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模式：先圣而后王，只有圣者才能为王。孟子进而提出统治者可从整理田界，厘定土地面积入手，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分配土地给民众，为其通过勤苦劳作发展起“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产业提供条件。此外，统治者还应“取于民有制”，“薄其税敛”，并以优惠的商业税制开放国内市场，加强与其他诸侯国的经济往来，等等。

——摘编自风传子《孔子、孟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观》

材料二   希腊城邦的动乱，使亚里士多德反思现存的所有政治体制。亚氏认为混合政体是理想的政体，因为最好的政体往往都会结合众多形式，所以这种混合政体应该利于自身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平衡。在原则方面，亚氏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奉行正义的原则。在《政治学》一书中，亚氏认为中产阶级是最好的治理者，因为从财富的论述角度来说，任何过于极端的（统治阶层）都将导致败坏，天平一端的极度富有者和另一端的极度贫穷者都天生不是优秀的治理者。他认为：“所有人都应当是善良公民，这样才能使城邦臻于优良。既然优良政体的治理者是最优秀的人，那么由其领导的公民也应当是品德良好的人，否则就会产生动乱和犯罪。”在治理方式上面，亚氏认为优良的政体必须实行法治。

——摘编自叶远涛《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材料一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国防工业成为重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和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日益凸显，新中国成立五年内，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技术”。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中央集中来自海内外的中国科学家共同制订出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国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起步的。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卷三》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

材料二   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复兴号”为代表的新一代高铁技术、特高变压输变电技术、“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等，都展示了中国自主研发和制造实力，中国通讯技术实现了4G同步、5G引领的跨越发展，以港口机械装备全自动化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助推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   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材料一 《宋史》本纪中各学科的科技内容句频统计

——摘编自潜伟、吕科伟《宋代科技政策的计量研究——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科技内容为计量对象》

材料二 元代在中外科技交流方面，与历代王朝相比较为频繁，特别是在蒙古和元代初期，有时一年就有好几次交流，例如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先后向忽必烈汗进献《万年历》和讲述“西域议象”等。他们的交流内容几乎是无所不包，由此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主要有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地理学、动植物、香料、纺织品、建筑技术和建筑形式、机械工具等，由中国传到国外的主要有火药、印刷术、药物、中国地理、瓷器、纺织品、历法等。从陆路由中国西部进入中亚、西亚，与欧洲接触；从水路由中国南部出海抵达东南亚、印度支那、南洋、印度洋沿岸的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南部、伊朝沿海、阿拉伯半岛、北非、东非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摘编自李迪、冯立升《元代中外科技交流的发展与上都的作用》

材料一   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臣之间“利害有反”，必然要争权夺利，“上下一日百战”，因而君主必须对臣下用“术”来“探其怀，夺之威”。韩非主张从基层逐步提拔有实际经验而又经过考验的人，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官职越大，政事治理得越好，这就是“王之道也”。韩非主张：“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还主张：“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强不塞（闭塞）者王。”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之际，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无不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这些食客中，有各学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于是，各学派之间互相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古希腊思想家认为道德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们都非常重视关于美德的讨论。在苏格拉底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拥有美德靠的是出身，针对这一传统观念，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有关“善”的知识从而具备美德。柏拉图则从整个城邦的角度考虑，提出美德应该具有理性、社会性和全民性，而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美德的践行。

——摘编自马躏非《古希腊艺术中的美德观》

材料二18世纪后期，美德观念在保有其追求美德与优长之意蕴的同时，逐渐深化了参与竞争、获取成功的内涵。这一趋向与当时法国教育、艺术领域以及各省学院中盛行以竞赛、展览和征文等形式鼓励竞争意识的现象相一致。启蒙时代的某些法国精英力图将本质上体现贵族精神的竞争意识转变为一种民族精神，从而实现社会改良之目的。他们希冀通过倡导竞争观念重塑法国人的道德风尚与精神面貌，并且推动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庞冠群等《见贤思齐、臻于至善：18世纪法国社会中富含美德的竞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