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否？”’《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一：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朝廷皇室和军队是最大的集团消费者，承接他们的生意是商人提高社会地位和迅速致富的重要途径。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并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开拓和由此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官商以政治特权攫取厚利，其不仅不会措意于科技创新，而且也不注重于经营，赢利的大部分用于奢华靡侈的生活消费。在明清的专制体制下，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都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明清商业资本的这些特点，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资本呆滞于流通领域，而没有广泛地向生产领域渗透，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难以发展；科学技术得不到经济利益的激励，科技发明社会化发展的道路被堵塞。在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价值取向环境中，科技发明的社会精神动力也丧失殆尽。

——摘编自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材料二：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具有“源流之大备”及“回归”的特质。……清政府在修书的同时，也对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目的的删削与篡改，对图书的禁毁确实是严厉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华文明史》

6 . 材料     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随即在当地设立矿务总局，开始兴办矿务。他还与地方绅士合作开办了几家近代工厂。翰林院编修江标任湖南学政后，改革长沙校经书院，以新学教导学生。1897年4月，江标创办《湘学报》，主要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及自然科学知识。1897年下半年，具有民权思想的黄遵宪出仕湖南，推荐梁启超到湖南讲学。稍后湘籍人士谭嗣同也回到家乡。一时之间，维新人士云集湖南。

1897年10月，时务学堂创立，开启全省新式学堂创办之风。1898年1月，带有救亡性质的南学会成立。同年3月，谭嗣同、唐才常集资的《湘报》创立，内中多有宣传维新变法、民权之说。当时湖南还设立了课吏馆、保卫局、武备学堂，维新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王栻《维新运动》

材料   宋代书院兴盛并具有显著特点：如书院负责人称之为山长，同时又是主讲教授，他们大多由当时著名学者担纲。宋代书院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书院规章，规定了书院办学的宗旨、教学内容、经费管理、教师选聘等内容，不一而足。宋代书院亦是传播讨论学术观点的重要场所。明中叶起讲学书院开始勃兴，一个重要原因是旧官学教育之衰弊。讲学书院最大的特点是自由讲学，而不是为了科举。清代以来，书院逐渐趋于官学化，课程内容也多为传统的经史之学，书院教育多以入仕为目标。晚清书院改制运动在维新浪潮中被大力是倡。一些书院在新形势下适时地调整了办学宗旨，“兴实学而起真才”，添加了时务、算学、格致等各种实学课程，旧式书院专课时文、经史的课程体系逐渐被“中西并重”的课程体系所替代。传统书院向近代学校转变的进程并未因戊戌变法的夭折而停滞。1901年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称：“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自此，延续千年的古代书院制度宣告结束，书院通过向各级小学、中学、大学的转型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新式教育的主体部分，使近代学校体系的建立由理想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袁行军《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一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领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对于国家性质的提问引发了自由与人权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其实与希腊古典思想关系不大，却毋宁是宗教改革后重新界定神恩引申而来。人类与个人都蒙受神恩，神创造了人，而且神爱世人，因此人权是神圣的，人的自由不应由别人剥夺。于是，国家是由个别国民合订的契约所创设，以服务国民。这一转折，遂在 “国家”的定义中注入个别国民的权利，为民主政体确立了天赋人权为其基本要求。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   怀素，湖南零陵人。其自叙：“（吾）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怀素虽为僧人，但性情狂放，好酒常醉，痴迷于草书，与前辈张旭齐名，世称“张颠素狂”。怀素；居零陵时，贫无纸可书，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他勤学精研，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京师），谒见当代名公"。曾从颜真卿，张旭之友邬彤学书，与李白等人交游。他妙悟自然，日：“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自然。”他化禅法为书法，笔为心用，形为意表；且创造性地融篆入草，用笔飞动圆转刚健。世人敬仰醉素之狂草，赞其书“点画飞动，变幻莫测”“张妙于肥，素师妙于瘦"。怀素狂草虽然在章法上形式狂癫，但元代赵孟頫认为其书“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

——摘编自方凌波《论怀素狂草的艺术美》等

材料一   晚清时期，西洋体操首先在新式军队中引进。张之洞曾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其中，1904年公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初等、中等和高等学堂体育场地进行了具体规定，清政府还通过《操场规则》对《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场地设施的要求进行落实。民国时期，政府以健身、娱乐为目的来制定我国体育设施相关政策，1929年颁布的《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和《国民体育法》以及1932年后各条例的出台，使体育设施按行政层级逐级建立起来。1935年前后的体育场地比1934年增加了近一半；1945年，行政院核准的《国民体育实施计划》等，均对各省、市、县及乡镇体育场地进行具体规定并要求按年限建成。

——摘编自孙成林《晚清至民国体育设施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49年10月，在中华全国体育筹备会上，朱德指出"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大会还指出，要把体育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结合起来。1956年，国家体委提出了"加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方针，1959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1979年制定的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1992年以来，党和政府又提出了结合中国特色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问题，2005年，体育总局出台了《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体育主题。

——摘编自孙德红、田雨普长《新中国体育发展战略重点调整轨迹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