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法家思想的共同之处，并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向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宋代图书印刷业发展迅速，这离不开宋刻本技术的发展。为避免虫蛀，宋刻本会选用纸性坚韧耐久又可以杀虫的椒纸。它刻印精致，“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仓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元祐年间刻印的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还得到了乾隆皇帝“是书字体浑穆，具韩柳笔意”的评价，不仅字刻得好，错谬之处也少，是宋刻本的一大优点。宋代国子监除了刻印经史外，还会刻印王叔和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等医书，这样做既满足了社会需要，又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宋刻本是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它的刻印艺术是后世的模范，对后世的书籍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黎世英《宋代的图书印刷业》
材料二 西方印刷术，始于15世纪中叶，德国的古登堡改进和发明了铅活字，他还排印了西方首部印刷品《四十二行圣经》，曾一度轰动欧洲。……西方对印刷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铅合金、印刷机、油墨等一整套印刷工艺上，这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西方还发明了石印、影印、珂罗版等印刷技术。19世纪初，西方印刷术引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进入我国，既冲击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又改变了我国印刷业的分布格局，大大推动了我国由手工印刷转为机器印刷的进程。
——摘编自骆伟《近代西方印刷品及其版本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刻本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图书印刷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登堡印刷术的历史意义。
改变人类世界的力量是什么？真正改变人类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信息革命。信息的传递能力决定了人类接受信息的能力，更多的信息接受是人类对世界认知更多的积累，也是人类进化发展的根本力量。
今天人类已经经历了6次信息革命，经过这6次信息革命，人类终于演进走向一个智能的时代。第一次信息革命，语言的产生，让信息可以分享。猿这种动物对于世界的认知，终于不再是自己20年、30年的积累，而是分享甚至接受传承，信息分享通过百万年的积累，人类终于出现。第二次信息革命，文字的出现，让信息可以被记录，我们终于有了思想文化的传承，人类的古代文明才得以出现。第三次信息革命，信息可以远距离进行传输，纸和印刷术不仅代表了古代文明的高峰，而且深远地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第四次信息革命，信息可以远距离实时传输，它和工业革命一样，再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电报和电话的能力尤其对于军事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第五次信息革命，电视让信息可以远距离、实时多媒体传输，改变了世界传媒业，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第六次信息革命，互联网让信息远距离、实时多媒体双向交互进行传输，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我们已经站在第七次信息革命的临界点。第七次信息革命，智能互联是建立在移动互联网上的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共同形成的新能力。
——摘编自项立刚《5G机会》
(1)将下列古代文字与其所在的文明区域相匹配。
①楔形文字②象形文字③甲骨文④玛雅独特文字⑤腓尼基字母文字
(2)结合所学知识，印刷书产生的意义是什么？
(3)根据材料，请你概括七次信息革命的趋势。
(4)根据材料和所学，你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上的七次信息革命？
材料 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国际秩序观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国际秩序观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崇奢黜俭”消费观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产生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析中英两国消费观转变对社会转型的作用。
材料一：中医外治法源远流长，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和古代医家在与疾病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殷墟卜辞》中有针刺治病的卜辞2条，艾灸治病的卜辞5条等。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载有的外治理论，既是对前人零散外治经验的总结，更是成为后世如外科、骨伤等诸多专科理论体系建立的重要来源。唐代外治法的运用更加广泛，中医外治也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外治方达1200余首，外治法50多种，尤其在妇科、儿科疾病中使用了大量药物外治法。宋代随着印刷、造纸业的进步，医家著述开始大量增多；另外，由于医政改革，官方统一编写综合性著作，并对大量医籍系统地校订和整理，推动中医外治法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创新。明清时期，中医外治法不仅在中药外治方面有了更多的突破，同时伴随着体表手术的发展，还出现了适用于手术的外治器具。
——王鹏《中医外治法历史源流与现代研究进展》
材料二：民国初期，经历了近代半个多世纪的耻辱之后，许多人认为只采用西方技术与政治制度是不会成功的，要让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在思想和观念上彻底西化。新文化的发起者陈独秀曾指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新文化运动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医。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作为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自然被认为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绊脚石。随着对西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西医借助近代科学技术，在临床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相对而言，中医则几乎徘徊不前。西医飞速发展，不断攻克医学难题，而中医却没表现出这类似的特质，这让人们对中医感到更加不满。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中医走向衰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
——郎栋《质疑，被边缘化到被否定———近代中医衰落的历史轨迹》
材料三：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
——二十大报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医外治法发展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近代中医走向衰落的因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前中医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以朱熹、达·芬奇、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相似之处，阐释美育的重要性。(2)根据材料，运用史实说明达·芬奇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与朱熹美育思想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社会原因。
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深刻。他提出“利在于民，犹在国”的原则，强调“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民得其利则财源通”。他还主张，对手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商业等行业，封建国家应“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他还指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认为应通过尊重人的本性来管理经济。他主张要“藏富于民”，指出“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财政分配应兼顾中央和地方，要使“州郡有余”。发展社会经济要“与天下同利”，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彩。
——摘编自田泽滨《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主要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
9 .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突出亮点，就是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新鲜经验做出科学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指明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中国化时代化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对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在早年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后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摘录自《求是》2022/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1．根据所学，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什么？2．根据材料和所学，请你完成下列表格。
| 事项 | 内容或意义 |
| A |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中共一大 | B |
| 中共C | 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
| D | 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
| 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后 | 建立了E |
| 古田会议 |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建党建军原则 |
| G | 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
| 中共H |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
4．基于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1)据材料概括黄宗羲的学行表现，指出当地人了解其学行的途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地方官倡导纪念黄宗羲的动机及其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