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明马可·波罗《东方闻见录》的价值。简析“中华帝国及文化”在意大利开始流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变化加以解读。
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的共同点并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和希腊先哲精神觉醒的表现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在中世纪，人类意识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1517年马丁·路德写出《关于赎罪券的95 条论纲》，在论纲中提出“信仰得救”理论，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和上帝直接对话，个人理解是支配自身行为的唯一指南。《论纲》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他坚持主张由国家掌握宗教领导权，得到部分诸侯和世俗统治者的认同。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材料二：社会契约绝不是要消除自然的平等状态，相反，它是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代替了自然状态所加之于人类身体上的不平等；这样，不管人类在力量与智力上是如何的不平等，人类也可以凭借契约和权利来实现平等的状态。
——卢梭《社会契约论》
回答问题：(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导致在意大利“纱幕最先烟消云散”的文化因素，指出马丁·路德在推动欧洲社会转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
(2)根据材料二归纳卢梭的观点。结合所学，列举英国和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各一位，并简要分析启蒙运动的作用。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1)根据据材料一，指出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国公民教育的主要构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提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特点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分别概括黄宗羲和卢梭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比较分析“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的原因，并结合16至17世纪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对其进一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