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我们当然想看看发明的力量、优点和作用。由此引出了无数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性的发现。”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技术发明要比科学思想传播的更快更远。 ”
【资料夹】①13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菲达所著的《地理志》是首次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的阿拉伯文献。②成书于1119年的《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③阿拉伯人蒲寿庚于1241年至1252年在福建泉州任提举市舶，管理本地与海外贸易事务。④英国学者尼坎姆于1190年用拉丁文写的《论自然界的性质》记载：“当水手在海上航行，遇到阴天看不到阳光，或夜间世界笼罩一片黑暗时，不知道其船行方向，便将针与磁石接触。此时针在盘上旋转，当旋转停止时，针就指向北方。”⑤1096—1270年，欧洲十字军进行了八次东征，远达东地中海沿岸地区。⑥据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据，自924年至1207年，大食正式遣使中国39次。《宋史》载道：“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占城、浡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⑦明代隆庆年间，李豫亨写道：“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始多旱针盘。”⑧有学者指出：“中国人从发现磁石指极性到以人造磁针做成罗盘，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酝酿……表示这种技术原创过程的艰辛。而欧洲从对磁石指极性一无所知到12世纪末短时间内一下子跳到直接以水罗盘导航，没有技术原创过程的发展特点，显然是接受外来的现成经验后制造出来的。”
(1)在上面的资料夹中选择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描述指南针的传播路径。（要求：写出传播路径并用具体材料佐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简评指南针应用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宗教改革派）反抗由教会包办的信仰，回转头去，求之于《圣经》和良心……不承认罗马的教王，反对教权的政府。
——摘编自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史》
文艺复兴的影响侧重于知识分子，而宗教改革……享受到了“文艺复兴”所开拓出来的人文主义的影响……把欧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步。
——摘编自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
材料二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在宗教方面，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在政治方面，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宗教改革中人文主义的诉求，从人文主义传播的角度分析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关系。(2)根据材料二，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材料一 道光帝：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筹办夷务始末》）……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林则徐《软尘私议》
材料二 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1841年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英军惊恐万分，逼迫广州知府强行解散了抗英队伍，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中国人民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tǎng），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材料三 1839年起，林则徐收集各国消息情报和国际知识，包括国际法知识，编成《四洲志》等书稿，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海国图志》成书于1842年，近代中国最早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之一，魏源在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瀛寰志略》成书于1849年，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及西方民主制度。书中还附有中国、朝鲜、日本及临摹的欧洲人的地图。近代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材料中鸦片战争爆发后统治阶层和普通人民的反映。并结合所学知识说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是什么？
材料 宋代医者多治儒学，即便不属儒家，亦受儒学影响，《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即有儒医的记载。
钱乙（约1032~1113），山东郓城人，北宋儒医的杰出代表。他三岁丧母，因父亲常年在外行医，寄居于姑母家，跟随姑父吕氏习医。他赡养父亲和姑父，直至终老，并以孝子礼安葬吕氏。他早年在民间行医，以擅长儿科闻名；后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古代的小儿科历来被称为“哑科”，最为难治。他在数十年的行医实践中，积累经验，精心总结小儿病诊治的规律，撰写了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该书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儿科专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记载了小儿常见疾病诊治方法及120多首方剂。因贡献卓著，他被誉为“幼科鼻祖”。
——据《宋史·钱乙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钱乙的医学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对钱乙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春秋、汉代与东晋三个时期孔庙的差异，并结合时代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祭孔和修建孔庙。
材料
| 文献 | 记载内容 |
|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共列录先秦时期儒生七十七人，其中齐鲁人四十五人，约占58．44%；卫宋陈楚吴人十二人，约占15．58%；秦人二人，约占2．60%；籍贯不明者十八人，约占23．38%。 |
| 《史记·儒林外传》 | 共列录西汉前期著名儒生三十九人，其中，齐鲁人二十八人，约占71．79%；燕人、砀人、温人、广川人、雒阳人共计七人，约占17．95%；籍贯不明者四人，约占10．26%。 |
| 《汉书·儒林传》 | 综合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齐鲁人占45．60%，其他地区约占46．11%，籍贯不明者约占8．29%。著名的儒学学者中，有远至蜀、淮南、九江、江东，甚至苍悟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辅（京畿地区）名儒约占总数的5．18%，三河（畿辅之地）名儒约占总数的5．70%。 |
| 《后汉书·儒林列传》 | 东汉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约占36．36%，其他地区约占63．64%。其中，关中学者约占6．82%，河南、河内、南阳学者约占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约占6．82%，巴蜀学者约占10．23%。 |
根据材料指出从先秦到两汉儒生区域分布变化呈现的规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13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瘟疫中，欧洲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经历黑死病的洗礼，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外科和外科医生兴起，医院由主要隔离变为用于治疗，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欧洲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也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空间，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
——摘编复古赵立行著《世界文明史讲稿》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人口和动物的迁移导致了传染病大流行。由于土著人对外来的传染病缺之免疫力，天花、麻疹、流感、霍乱等病传播到美洲和大洋洲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1518年到1600年，美洲有记载的传染病大爆发就有17次，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仅墨西哥一地在1519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印第安人就从2500万锐减至75万。据估计，近代早期300年间，美洲和大洋洲有一亿人死于传染病。
——摘编自徐蓝主编《世界近现代史1500-200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4世纪黑死病肆虐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14世纪黑死病相比，16世纪“传染病大流行”体现出的不同特点。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