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日本研究“热”。驻日参赞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康有为编著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20世纪30年代，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李宗武《明治维新》、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等专著出版；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日本研究新成果，发表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蒋百里出版的《日本人》对日本评论贬多于褒。这些学者多有在日本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宋有成《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材料一   1950年，我从山西农村来到上海，进入一个公私合营的小厂当工人，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1954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那一年，由于我读过小学，有一定文化基础，经过严格选拔考试，我进入了上海市工农速成学校。进入“速成中学”的学生年龄偏大，学习基础较差，需要加倍努力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完成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一直默默坚持着，常常在教室学习到很晚。1958年，从“速成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经组织推荐直接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都有意录取你，这些院校对学习成绩、政治条件等方面要求都很高。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

——摘编自解义荣《难忘“上海工农速成中学”》

材料二     将工农出身的干部、优秀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培养成工农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人才计划的重要方针政策、时代的必然产物。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受到了工农阶层的热烈响应，一批渴望知识的工农学员在这里学习文化，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是他们学习的强大动力，学员们拼命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夜以继日地补充知识。工农速成中学改变了这些工农学员的人生轨迹，“农民的儿子上大学”成为了可能；一些没有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中也感受到了知识的作用。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既是一项文化政策，从本质上更是一项政治政策的落实。从1951年到1955年这5年中培养了数万名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走进大学的工农学员，也完成了工农知识分子的蜕变，增加了高等院校的工农成份。

——摘编自龚晓蕾《建国初期工农知识分子的塑造与形成》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