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时期，门阀大滋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业，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琨《诚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宋朝家训除诗歌、铊、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贵族文人家庭也重视女子教育，(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家训的特点。分析中国传统家训产生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曾国藩家书》的节选：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凡仕宣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李鸿章在《示儿文》一信中说：“(国人)受人波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家训的主要变化，并简析其背景。
材料一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出现的原因，并分析理学与传统儒学相比的进步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二 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结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材料一 哲学家大胆的将逻辑运用于人情世故。这些哲学家被称为“诡辩派”，以教育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为己任。在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他们教授学生公共演讲辩论之术。诡辩派人士认为，真理无关紧要，因为词语就是说服别人的工具而已。政治家口中的真理、正义和其他道德标准不过就是为了达到一己目的，取悦老百姓的工具。
——摘编自【美】威廉·H·麦克尼尔《文明启示录》
材料二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中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材料三 人们常说“艺术大众化”，但再也没有像“摇滚乐”那么真正大众化的艺术了。摇与滚的音乐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迅速传遍欧美，渐渐风靡全球，博得全世界年轻人的欢心……50年代，电子计算机问世，有力地推动了电子音乐的发展。作曲家和演奏家开始借助电子音响设备创作与演奏音乐……在西方流行过的各种音乐仍然存在，还不断出现种种新型的音乐。
——庄锡昌主编《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写出“诡辩派”的代表人物。结合所学，概述其兴起的历史背景。
(2)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二中使贵族社会“重整旗鼓”的历史事件。19世纪中期，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请从经济角度分析其原因。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二战后音乐发展的特点。综合材料一二三，概括文化发展的规律。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40年代国内出现介绍西方的著作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儒家、法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为政》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国学热”下《百家讲坛》“制造”的“学术明星”于丹，讲完《论语》后说《庄子》，引发了各界热烈的争论。
(1)据材料一、二，概括孔子和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2)分别指出两种主张在当时命运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史实，分析“国学热”背景下道家思想遗产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价值。
材料一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强调君子应效法天道具有永不停息的品格。北宋庆历新政以来权臣除弊革新的诉求愈加强烈，思想上则轻天重人。王安石说“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司马光言“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也”。南宋朱熹指出：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南宋杨简借鉴禅宗心本论认为“自强不息”并非人法天之刚健而行，而是天道在人心当中的流露。
——摘编自张涛《〈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材料二 根据地大多处于数省交界的穷乡僻壤，地瘠民贫，长期战争耗费巨大，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日寇的扫荡，1942年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采取开荒种植、养殖、纺织、设厂和经营合作社等措施，根据地粮食基本实现全部自给，硕果累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极为复杂和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三十多所干部学校。
——摘编自蒋森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自强不息”的思想内涵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扬“自强不息”精神的背景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