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古代农书是我国丰富农业技术经验的总结，也是了解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存农书大约260种，在古代科技类书籍中名列前茅。以下为部分农书一览表

——摘编自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等

材料二   《耕田》：“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穙种，七月、八月犁稀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类同。”说明豆类作物的轮作，起到了绿肥作用。《大小麦》：“冬雨雪止，以物辄菌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旱，多实。”对降雪的利用，具有防旱保墒的作用。

——据《齐民要术》

材料三   《粪田之宜篇》：“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主张针对不同土壤使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地力常新壮”的目的，体现了“用类如用药”的思想。《善其根苗篇》：“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水）浅深得宜乃善。”强调了秧田用水的重要性。

——据陈旉《农书》

材料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开始强行推行秦国文字。据许慎《说文解字叙》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对于规范后秦的文字，《说文解字》中有着详细的描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除大篆、小篆和隶书外，其他文字主要运用于仪式物品书写中，没有广泛传播。大篆作为被改良的文体，在秦国仍然得到使用。所以目前学界认为秦朝的“书同文”既不是专指篆书，也不是专指隶书，而应该是指秦国的文字。

——赵云泽、杨启鹏《“书同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与媒介变革影响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一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强调君子应效法天道具有永不停息的品格。北宋庆历新政以来权臣除弊革新的诉求愈加强烈，思想上则轻天重人。王安石说“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司马光言“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也”。南宋朱熹指出：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南宋杨简借鉴禅宗心本论认为“自强不息”并非人法天之刚健而行，而是天道在人心当中的流露。

——摘编自张涛《〈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材料二   根据地大多处于数省交界的穷乡僻壤，地瘠民贫，长期战争耗费巨大，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日寇的扫荡，1942年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采取开荒种植、养殖、纺织、设厂和经营合作社等措施，根据地粮食基本实现全部自给，硕果累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极为复杂和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三十多所干部学校。

——摘编自蒋森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