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认为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桀纣之失民，实际上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心。因此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认为民意即天意，若君主不能以人民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孟子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广泛地招揽人才，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孟子还主张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对人民施行教化，以达到王道。
——摘编自李秋华《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材料二 柏拉图在《理想国》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统治者政德的内容。他对治国者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认为：统治者的统治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并“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他以具有智慧和知识作为君主的首要条件，独创性地提出了由“哲学王”担任统治者的观点，其“理想国”中的完美君主——“哲学王”能将智慧与权力统一起来、知识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柏拉图提出真正的哲学家要有“正义”“节制”等品质。他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理想所在，是人们的一个目标，是人性中理性指导意志、情感节制欲望的一种理想状态，统治者如果能按照最高理性管理好国家，便是推行社会的“正义”；他也认为节制像勇敢一样，是一种具体的善，是一种美德，“节制型的执政官是极为谨慎、公正、循规蹈矩的，能在私人事务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邢同卫朱艳红《孔子与柏拉图的政德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孟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出现了诸如泰州学派及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编自《李大钊全集》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佛教传播呈现出调适性的原因及表现。
(2)明朝中后期，西方思想及科技日渐向外传播，原因是什么？依据材料二，面对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有哪些积极应对？
(3)依据材料三，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材料一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 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
------据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摘编自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以西汉和唐朝为例，说明统治者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方面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分析其历史价值。
(3)从材料三的角度，说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世济民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材料一 孟德斯鸠在解释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南方人与生活在寒冷地区的北方人之间的差异时，认为前者因气候炎热，故体格纤细、脆弱，像老头儿一样怯懦、怠惰，故而易于忍受奴役；而后者因气候寒冷，故身材魁伟，精力充沛，如青年人一样勇敢、耐劳，热爱自由，往往能够保持独立。“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等。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
材料二 在对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评价中，有学者对之赞不绝口，认为其解释了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也有人对此大加批判，认为将复杂的社会发展历程用一个简单的地理环境解释一切，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原因论。孟德斯鸠应该是想告诉当权者立法要遵从地理环境，遵从民族精神，也就是人民的意志，找出可以影响立法者的客观因素。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的叙述是散乱庞杂的，很多例子的选择给人以牵强的感觉，是先树立的了气候影响社会制度这样一种论点，然后再从复杂的人类历史中有目的性地选择符合这种论点的证据。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观点。
(2)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谈谈你对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看法。
材料一 在孙中山的外交理念之中，联盟外交一直贯穿其中。早期与西方列强和日本联盟来整理中国的内政，通过暂时保护列强的特权来换取国内形势的稳定，给中国争取发展的时机。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侵略野心使得孙中山从理想化的外交理念转向现实化。转而灵活联合苏俄，为中国革命打开新的局面。
——摘编自胡钢、刘卫国《孙中山思想概论》
材料二 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战略，60年代的“两条线”（既反苏也反美，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战略，还是70年代的“一条线”（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战略，其核心都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摘编自齐鹏飞、李葆珍《新中国外交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孙中山在1924年“转而灵活联合苏俄”的主观因素和“为中国革命打开新的局面”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孙中山外交实践与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共同之处，并分析新中国外交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材料一 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思想，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可是，与此相对照的是，过去作为边缘的佛教、道教，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外来生活方式，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奉行的时尚。—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明清换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坼的巨大变化。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学人不断总结明亡的教训，探索天下治乱的根源。他们一反晚明浮夸空谈的学风，强调“实践”“实行”“实功”“实事”，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祛空谈而求征实，把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各个领域，举凡天文、地理、经史、典制、吏治、河漕、兵工、民俗乃至文字、音韵无不精研深究。
——李治亭《清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明末清初新思潮萌发的背景。
材料 善书（古代民间流传的劝人从善的书籍总称）于宋朝正式出现，盛行于明清。善书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圭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其伦理精义，亦杂有道教与佛教的教义。文义上的通俗性与操作上的简易性使善书大行其道，与戏曲、箴言及家礼等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
明清时期，善书广泛流传，不论贫富老少、高低贵贱、都市僻壤，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受到善书的影响。善书的传播主体有善人、宗教界人士、职业传播者、家中长辈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封建士子也主动参与善书的传播活动。流行于民间的众多善书，大多于书末标明“欢迎翻印，以广流传”“欢迎翻印流通，公众自由取阅，功德无量”等字样，筹印善书的人们也免费赠送善书。
——摘编自颜湘君《传播学视域中的明清善书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善书的社会功能及明清时期善书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善书在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前536年，郑国名臣子产主持铸刑书，将本来由贵族掌握的法律公之于众，让平民在行事上拥有了主动权。子产因此接到了晋国贤臣叔向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信中写道：“平民知道了有法可依，就不会畏惧身价比他们高的人，就会弃礼，从法而争。……郑国大概要败亡在你的手里了。”随着平民力量的上升，国家政权对平民的依仗，使法律制度变革势在必行。二十年后，叔向的祖国晋国也铸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材料二 《唐律疏议》共十二篇三十五卷五百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其内容特别重视“孝”，要求维护“孝”的律文有几十条。自辽宋金元迄于明清，刑法律条基本上都以唐律为蓝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立法，多半从模仿唐朝法制而来。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法国1804年颁布了《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定封建特权，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它确认了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规定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等，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这部法典确立了现代民法体系，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摘编处百度词条和维基百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子产铸刑书的政治背景。子产和叔向之争反映了哪两种思想的斗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律疏议》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要指出《拿破仑法典》的基本原则。并简要比较中国《唐律》与《拿破仑法典》的本质上的差异。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