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清留俄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期得到很大发展。1896年12月，总理衙门鉴于同文馆学生“临时传述，而洋人茫然不解者"提交了"奏派学生出洋片"一折，由同文馆向英、法、俄、德四国使馆各派学生四名，由政府承担学生学费与生活费，进行语言的进修。1902年，光绪发布上谕，号召“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于是，总理衙门、学部、邮传部选派学员赴俄学习铁路、法政、矿务和商业等专门学科。湖北总督端方认为选派留学生对于地方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首开地方派遣留俄学生之先河。1905年以后，留学成为知识分子入仕的一条捷径，自费留俄人员的比例大为增加。
——摘编自张泽宇《晚清留俄教育述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表述了希望派遣考察团或者留学生赴苏学习的愿望。1951年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向苏联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当年实际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学苏联学生375名。第一批留苏学生专业主要集中于卫生、水利、轻重燃料工业、教育、交通运输等行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次派遣留苏学生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侧重基础理论学习的大学生，第二类是侧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钻研的研究生，随后增加了偏重于实际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的实习生和赴苏进修的高校教师。
——摘编自周尚文、李鹏《新中国首批派遣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留俄教育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留苏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治要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善于礼。”在孔子看来，礼乐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之一。从个体来看，通晓礼乐，以礼残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君子好礼、学礼并非仅仅自立；从治国来看，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君子好礼、行礼，就不单单是个人之“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社会治理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作为判常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会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入”法”而成，即是汉廷尉陈宪疏中所说的现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摘编自王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治》
材料二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建立在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缘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
——摘编自张国清、何怡《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相比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局限性。
材料 20世纪初，“新中国”逐渐成为国人普遍认同的流行词，爱国志士纷纷呼吁建立“新中国”。1899年，梁启超等人翻译的《国家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论》强调“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号召建立一个“少年中国”。这个“少年中国”就是梁启超期望的“新中国”，是具有民权、法律和主权观念的“新中国”，也即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他设想的“新中国”，日“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总统罗在田（即爱新觉罗.载活）为清德宗光绪皇帝，第二任为黄克强。这个“新中国”成立的基础是立宪期同盟党”，简称“宪政党”。“新中国”采用立宪政体，前期为君主立宪国，到光绪让权时转为民主共和国，它是一个和平过渡的新国家，“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
——据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新中国”思想的主要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启超“新中国”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
材料一 15世纪初，（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绘画虽仍主要服务于教会，但已“超越教会的要求”而呈现出“真实世界”的图画。艺术家倾心于研究和再现事物外部形象，逐渐地接管了人物形象及其环境的各个方面（写实主义）。人物面部和衣饰的概念化处理，已让位于准确无误的自然主义再现。
——摘引自汉文《布克哈特的艺术观》
材料二 康德提出“要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可以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扫除对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愚昧，在欧洲发生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运动。同时，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英国的思想家等提出一整套政治科学，发展民主共和制度。
——摘引自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材料三 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启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15世纪初欧洲所出现的“新精神”的主要特征。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并结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本质共性。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启蒙”的内涵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及其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