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自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强化中央集权成为历史发展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先秦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
——摘编自华奥《多维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治理理念》
材料二 清朝在疆域全盛时设有25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的盟、旗。西南几省少数民族地区承袭元、明遗留下来的土司制度，雍正时陆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置西藏办事大臣，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大外部问题，均由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而内部则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统不加干涉。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材料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确立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并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实行卡式台胞证，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主要治理理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前期大一统国家治理的特点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的重要举措，并分析阻碍台湾回归祖国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以朱熹、达·芬奇、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相似之处，阐释美育的重要性。(2)根据材料，运用史实说明达·芬奇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与朱熹美育思想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社会原因。
材料 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国际秩序观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国际秩序观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从西汉到隋唐，受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话，讲究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选官考试也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这使治经道路愈走愈狭。儒学的正统地位也日益受到冲击。至北宋中期，儒学领域出现新现象，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学派众多的宋学。自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新学问，再度契合维护统治的需要，巩固了儒学的地位。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输《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儒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15、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材料二在欧洲列强步入海外殖民阶段时，中国也开始重视海洋。魏源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原则，改漕运为海运以发展海商，并通过建立新式海军而掌握海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大力发展海防和海军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海洋机制的构建，仿照西方列强的“海部成例”，专设海军衙门；而后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吸收了西方“海权学说”的观点，阐明了控制海洋对于提升国家实力的意义和商贸方面的战略价值。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构想，即对内收回海关主权，对外争夺太平洋海权，重视陆海统筹。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洋政策主要针对航运贸易和海军建设展开，如积极建造港口、疏通航道，整顿招商局，同时创办航海专科学校，培养中国船长人才，仿照美欧国家的建制，成立海军部等，国民政府这些举动旨在重建中华民国海军，力图发展海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重视建设海洋强国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海洋发展之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今天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认识。
材料一 部分中小型出版社出版的马恩经典著作信息
| 书名 | 编译 | 出版机构 | 出版时间、价格 |
| 哲学之贫困 | 杜竹君 | 水沫书店 | 1929年10月初版 |
| 宗教·哲学·社会主义 | 林超真 | 沪滨书局 | 1929年10月初版，实价大洋6角半 |
| 费尔巴哈论 | 彭嘉生 | 南强书局 | 1929年12月初版 |
|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 | 陈启修 | 昆仑书店 | 1930年3月初版，精装道林纸银2元，平装瑞典纸银1.5元。 |
| 自由贸易问题 | 邹钟隐 | 上海联合书店 | 1930年8月初版，实价4角 |
| 反杜林论 | 吴亮平 | 江南书店 | 1930年11月初版 |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郭沫若 | 神州国光社 | 1931年12月初版，实价大洋1元 |
| 机械的唯物论批判 | 杨东莼、宁敦伍 | 昆仑书店 | 1932年5月初版，实价1元 |
| 自然辩证法 | 杜畏之 | 神州国光社 | 1932年初版 |
材料二 中国大革命之后，思想界、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与展望，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的兴起，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中小型出版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与彼时的出版产业生态关系密切。社会需要反映到出版行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大出版社放弃的出版选题，成为了中小出版社可能有作为的场所。
——摘编自张国伟《思想、文化与市场》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小型出版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背景和意义。
材料一 伏尔泰于1758年定居费尔奈后，以费尔教长的身份领导反封建斗争，启蒙人们做理性人，争取自由。伏尔泰对历史的开拓，主要是以人性和自然权利作为“人之为人”的价值预设的，并以此论证人的尊严和价值意义。……伏尔泰肯定人的自由和自主，以此启蒙人们摆脱对神权的依附，他把人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人们既要用理性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又要用理性来批判自己的信仰，从而构建起新的理性信仰：理性与宽容的宗教。这是一种以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信仰，这是他构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信仰。伏尔泰以人权取代神权，又融合中国儒家“仁爱”精神，构建起新的“人学”思想。
——摘编自陈炎《伏尔泰与梁启超启蒙视下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1898年以前，梁启超只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所有的活动都笼罩在康有为巨大的身影之下。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广泛接触西方各种思想后，与康有为逐渐分道扬镳。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单纯政治改良的局限性，因为在民德缺乏、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建筑在流沙之上的楼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塌。因此，他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启蒙。1902年，梁启超作《新民说》，把培养“新民”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并详细论证了培育新民的途径、内容和方法。这本书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20世纪初启蒙运动的基本教本。
——摘编自陈少明等《近代中古思想史略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人学”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梁启超“新民”说与伏尔泰“人学”思想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新民”说提出的背景。
材料一 20世纪初，第一个电影公司——法国百代兄弟公司——崛起，随即成为法国乃至全球电影业的龙头。1907年，百代电影公司成为集制片、发行、影片放映于一体的垄断组织，其拍摄的影片风靡世界。1908年年底，百代兄弟公司的第一批艺术影片上映，这些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百代公司还支配着国际的电影交易，它的分支机构遍及各个国家，压倒了这些国家里与其竞争的电影企业。
——摘编自[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
材料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在经历低谷后迎来了历史的转折。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大制作和电脑特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好莱坞拍摄了不少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的优秀影片，美国国内制作与票房大幅度上升。21世纪初，欧美电影艺术延续了之前的发展趋势，在计算机虚拟现实的基础上不断出现新的突破，涌现出大批视觉效果好、极具震撼力的大制作，如《变形金刚》《2012》《阿凡达》等。
——摘编自[美]罗伯特·斯克拉《电影创造美国——美国电影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百代兄弟电影公司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