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1)材料一中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建立的“混合政体”指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呈现的特点。
(2)指出材料二是从哪些方面认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的。你认为影响变法成败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和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
——摘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摘自孙中山《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进程证明了，我们过去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物质力量的运用是占主导地位的。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族工作回到了正确轨道，从1992年开始，我党民族工作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上。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把思想观念建设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体现了我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心越来越全面，另一方面也标志者我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日臻成熟和完善。
——摘编自王延中、周辉《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民族观的基本内容。
(2)概括材料二中民族观的新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侧重点的变化，并分析该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 李贽（1527一1602），明代泉州晋江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屋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祖籍河南，元末迁入泉州后从商，其祖、父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仕途上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李贽在就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结识了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并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的学说，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万历九年春，李贽寄居黄安好友耿定理家，从商著述。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李贽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二人早有矛盾。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二人的关系势必由龌龊而成水火。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不必等待从孔子那里取得知识才算圆满），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离开耿家，寓居麻城维摩庵。万历十四年，在《答耿司寇》一文中，指出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公又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
万历三十年，76岁的李贽移居通州，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以“惑世诬民”的罪名上特疏劾奏李贽获准，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府司狱。在狱中，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
一一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贽思想产生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摘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二 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但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辛亥革命与前此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阐述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曾国藩上该奏折的背景及其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新的理想和目标”与“新的社会力量”角度分析辛亥革命取得“部分的成功”的原因。阐述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取得“部分的成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保障人权、发展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它过分强调“仁”而缺少“法”，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很有可能造威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国家的动荡。反观法家。虽然过于迷信权术与酷刑,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猛药”。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治民无常”，主张变法，这也有利于执政者的施政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摘编自李锦鸿《从<孟子>和<韩非子>看儒家与法家的价值观》
材料二 仁义、礼制是治国之本，法令、刑罚是治国之末。刑罚的作用在于惩戒犯罪,使人民不敢肆意作恶而犯法。礼义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民遵守道德规范不作恶不犯法，在细微的小事上也符合人伦道德。“是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治国要注重以道德和礼义教育人民,使人民有羞耻心，自觉向善。
——摘编自韩丽华《中国古代礼义思想的教化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与法家思想在治国理念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义的教化作用。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所谓“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即西方文化源出中国，近代西方文明，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中国人早期认知西方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明清之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停滞与落后，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乃至制度，但是，传统文明的强大惯性却使他们的心理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加之时人昧于世界，只能将新生事物与自己熟知的知识相比较，从中寻求认识的依据，所以，“西学中源”说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中华书局《清史资料》
材料二 “中体西用”是在保持文化优越感的前提下保守派和务实派都认可的“自强”方式，是对“西学中源”的继承与超越……“中体西用”解决了保守派只看到“百年变局”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收拾人心、重修政治却轻视外部威胁的问题上。……“中体西用”解决了务实派只看到“千年变局”而没有意识到在缺乏对传统文化自信心基础上学习西方也可能引起对传统文化冲击，以及由此引起大一统内部涣散的问题。
——摘自陆勇《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传统“中国”观念的调适》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学说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并指出“中体西用”对“西学中源”有何超越。(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对中国产生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隋唐的教育体制，基本是一种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体制，官学是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私学也有所发展，但要受到官学兴衰的制约。中央官学体系除为贵族服务的“六学二馆”之外，朝廷的有关部门还办有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如太医署、太仆寺、太乐署、太卜署就分别附设有医药、兽医、音乐、卜筮之类的专业学校。唐朝官学达到极盛，史称：“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类。儒学之胜，古昔未之有也。”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
材料二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应着重为工农大众服务。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1951年9月，周恩来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专题报告，要求知识分子“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要为人民服务。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特别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教育体制发展的特点，并说明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初期我国培养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种培养产生的重要影响。
材料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年——178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平民出身的他先后在朗格勒和巴黎的耶稣会学校读书。他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没有接受舅父的神甫职务。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被法院查禁，后来又因反对宗教的言论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决心通过对《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掀起一场人类精神上的革命。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极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几乎包括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切杰出的代表人物。
《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从1751年开始，至1772年完成，历时二十年。期间曾两度遭到当局勒令中辍，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狄德罗坚持工作，直到该书完成。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狄德罗的主要贡献。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狄德罗做出贡献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