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中期，美国人发明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诞生。为了将日本变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美国在50年代中后期积极向日本转移先进技术。五六十年代，日本颁布文件扶持半导体产业发展。70年代后期，日本最大的五家计算机公司与通产省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组成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从此时起，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迅猛发展，以半导体芯片为核心的电子产品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沉重打击了美国的电子产业。1986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半导体生产国。随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先后两次与美国签订半导体协议。通过协议，美国剥夺了日本半导体存储器生产经营的自由，同时规定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提升一倍。1993年，美国在世界半导体市场占有率方面重新夺魁，还强化了微处理器等高附加价值尖端产品的优势。而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半导体市场被评价为“不再重要。
——据冯昭奎《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与日美贸易摩擦》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的原因，并分析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组成“巴黎统筹协会”对我国所需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封锁禁运。1956年我国将半导体作为急需发展的最新技术列入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此后，北京大学、中科院等科研院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土生土长”的半导体人才。1958年，我国第一枚晶体管试制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体系。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我国半导体企业规模小，技术相对落后，普遍缺乏市场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世界半导体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区，世界大型半导体公司均在中国布局。经过数十年努カ，我国半导体产业取得了很大进展，逐渐引起美国的不满，中美半导体领域的贸易摩擦不断。
——据王龙兴《集成电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二）中国第成电路的发展历史》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日本相比，中国应对中美半导体领域贸易摩擦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孔子极为倡导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
材料二 王阳明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反对宋儒把知与行看作两事，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阳明学的学术大旨以注重自我，不受传统之藩篱为特色。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日知录》
（1）据材料一，指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应具备的品德。这样的道德观集中体现了孔子哪一思想主张？
（2）据材料二，概括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和阳明学说的特色。
（3）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倡导的道德观。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道德观的认识。
材料一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浓厚，隆庆、万历时期的文人社团达到了41例，天启至崇祯前期更是达到了68例。明初文人社团人数通常在10人左右，明代中后期则有数十甚至上百人，复社成员人数达到三千多人，势力覆盖大江南北。兴起之初的文社，主要活动是精研八股、选文刻书，以便在科考场上脱颖而出。明代末年朝内政要“援社为重”，朝外社团则“丐党为荣”。复社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已任，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摘编自张涛《明清之际文人社团发展的历史转向》等
材料二 中国近代社团文化缘起于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提出“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思想主张，得到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新绅士的响应，从京师到地方组织起来了数十个学会。其中有以政治活动为主体的学会，如强学会、保国会；也有以讲求知识与学术为旨趣的学会，如上海的务农会、地图公会、浙江的化学公会，主要是仿效西方学会的范式，研究专门知识或新学，力图在知识与技术方面，促进社会进步；还有以社会改良风俗为主的学会，如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戊戌时期的学会一般都有公开的章程，明确规定其宗旨、活动内容、会员入会条件、会务管理制度等。上海强学会章程里规定学会要举办的各项事务，“每事各有详细章程，举办以后，随时集议”。各学会都设有会务管理和办事的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一般都是采取选举形式产生。
——摘编自彭平一、曾杰《论戊戌学会的现代社团特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后期文人社团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戊戌变法时期的学会特征，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指出：“东周社会……人的思想现在可以自由驰骋了……中国这一思想繁荣的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来的先知时代及古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不过他们得出的答案大相径庭，从而使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就此分道扬镳，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
（1）文中所涉及的“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当时在社会成员关系方面各有哪些显著特征?
（2）针对各自社会，儒佛两家的创始人各自给出了怎样的救世方案?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体系；它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种运动；它只以受过教育的阶级为对象，只在人数有限的城市或贵族精英范围之内。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材料二 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它正是我们的生命。人只要有信仰，不需任何中介人或代表者，就可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信仰使得人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于其间”。人只要有信仰，不需外在的律法和戒律的约束、不需善功和赎罪，就可得到基督的公义和永恒的生命，信仰使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
——李平晔《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在人灵魂得救的问题上，天主教会和路德的观点有何不同。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材料一 伊拉斯谟认为，“为了避免《圣经》的被掩盖、曲解或僵化成教条，就必须追根溯源，以《圣经》的原本(如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和希腊语《圣经·新约》)为终极标准……应该尊重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他还主张在翻译中讲求风格，而风格取决于读者的要求，也就是要满足普通大众的语言风格要求。
——王崧珍《从多雷到伊拉斯谟》
材料二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为，宗教的精义是个人与上帝的交流，宗教与其说是教义的堆砌，毋宁说是一种道德追求。他把自己的宗教称为“基督哲学”，认为基督教应该教导信徒如何在平时过充满善行的生活，而不应该成为单纯出于救赎目的的信仰教条。对他来说，中世纪宗教生活中一些外在的形式(比如朝拜、斋戒、赎罪券等)并不是很重要，真正的信徒应该效仿基督，拥有发自个人内心的信仰。在他1509年完成的名著《愚人颂》中，对教会人士的讽刺体现了他希望教会改革的强烈愿望。
——廖学盛《世界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伊拉斯谟的翻译思想。
（2）根据材料二，指出伊拉斯谟宗教主张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杀掉，它还是在人们的天性和举止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证明了自己高贵。
——薄伽丘《十日谈》
材料二 路德认为，只要坚持基督，其他的诸如苦行禁欲等行为就不再成为表明信仰的标记，神职人员是否结婚这等行为完全由人自由取舍，任何人不得禁止，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同时基督徒有权对圣经做出自己的理解，无需神职人员的中介。这些思想摆脱了天主教会的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使人的信仰摆脱了外在形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路德还十分重视提高普通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普通信徒在上帝面前是根本平等的，普通信徒均可成为祭司。
——答小群、孙琥瑭《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谈宗教与社会相适应问题》
材料三 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他在书中指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人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必须“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这结合能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被称为城邦，现在则被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
——摘编自钟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完成下列要求：
（1）概括材料一中薄伽丘有关平等的思想主张。
（2）材料二中路德的平等观有哪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积极影响。
（3） 与材料一、二相比，材料三中卢梭的平等观内涵有什么新发展？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新发展的主要原因。
材料 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历法之争
康熙十一岁时，亲眼目睹了中西文化围绕历法的激烈交锋。康熙七年大臣会议，请皇帝圣栽。康熙命代表大统历的杨光先、代表回回历的吴明暄、代表西历的南怀仁，分别用各自的算法推算正午日影所止之处。
三次夹地测验，杨光先、吴明暄有误，康熙又令测立春、雨水二节气及月、火、木星之运行。杨光先、吴明暄“逐款不合”，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痛心疾首道：“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乃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奉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康熙则平静谕令：“著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康熙八年除鳌拜。南怀仁等立即发难，指杨光先、吴明暄是鳌拜党羽，请求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放宁古塔”，为已死之汤若望（德国人，传教士，在顺治帝时曾任钦天监正）平反昭雪。康熙准予昭雪汤若望，却宽免了杨光先、吴明暄。康熙始终将中西历法之争限制在文化、学术的范围之内。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1）指出康熙时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西人最终胜出的必然性。
（2）将康熙帝在“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中的态度置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框架内，分析说明其所体现出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材料一 晋商兴起原因之一即“聚人和”。在用人方面，以家乡子弟为主，众多的商业会馆出现即是重要体现。商业会馆中采取联合联营、地缘聚合和业缘聚和等方式，体现了群体合作。从众多晋商经营活动中我们看到， 讲诚信、重道义，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诚意相待，对商业对象不欺诈，与同宗族商业伙伴既能同甘，也能共苦。他们认为，真正的商人从来不取无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做有损“义”的事情。 纵观明清多数成功的晋商，其都秉持了勤俭持家和求知务实的精神。晋商在行商及日常生活中往往以“士”为标尺，践行儒家的道德理念，进而跻身“士”阶层以光大门楣。
——摘编自薛勇民《明清时期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商业伦理初探》
材料二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概念“天职”，其意指上帝所希望个人完成在现世里 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加尔文教派进一步认为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劳动是上帝的旨意，而财富是上帝恩宠状态的标志。教徒们通过辛勤劳动、节俭和摒弃享乐而增加财富，把获得财富看作个人能力的证明。对牟利的约束被消除了，财富既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也能完全实现自我。加尔文教徒们遵循着严谨的职业道德，十分关注现世的生活，不断转化为经济冲动，取得事业成功。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商业伦理的内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新教伦理与明清晋商商业伦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在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