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做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神创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革……它奠定了人类对生物进化认识的基础，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必然会更加深入地认识生物进化的规律，更有成效地改造自然。恩格斯认为它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摘编自《生物进化论的“进化”过程》

材料二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政治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宋代,理学家们通过对所控制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收缩到儒家学说的核心上来。与之相配合,注重蒙学教育的教材和读物的编写,通过儿童时期特有的认知特点,将儒家价值观念传播提前至儿童时期。更难得的是,宋代注重族规家训的编纂,士大夫为了使家庭、家族得到长久地延续,运用儒家三纲五常规范族人、家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习惯,将儒学的原则和制度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社会化。

———摘编自《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材料二: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思想渊源,就广义而言,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民本”、“仁政”思想以及道家的“无君论”。而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之“新”,就新在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君以民为本” 、“臣为民请命”的“为民作主”旧范式,而提出了“民为主,君为客”的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新思想,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公法)治天下”的民治主张,而这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传统民本思想所无法企及的。

———摘编自吴光《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性质、内容、渊源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及主张   

材料二   我以为东方正从酣睡中觉醒。在中国，它表现为一种显著的反抗外族的态度，偏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理想；在波斯……觉醒似乎表现为偏向民主改革的形式……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不满的迹象同时出现，不能纯粹归于偶然。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真的从其酣眠中觉醒，我们即将目睹一场数百万不满者反对寡廉鲜耻的西方剥削的起义。

——爱德华·布朗《1905—1909年波斯革命》

材料   表：汉代史书刻画的孝子形象

材料一   苏格拉底主张的是一种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公民们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会有良好的政治行为，那么国家也就会安定。对于统治者的产生，苏格拉底并不赞成民主制，其所主张的是一种贤人政治和专家政治……孔子认为执政必以德，对于三代的尧舜禹，孔子更是极尽赞美之词……与苏格拉底不愿首先去谈论人事之外的“客观存在”方面的问题一样，孔子的政治哲学更关注的是现世生活。

——摘编自何霖《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政治思想比较》

材料二   宋明理学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孔子、孟子对天道讲得很少，宋代的理学家就对他们所提倡的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提出本体论的证明，从而创造出比较完整的体系。……然而……它的基本性质就是以孔孟学说为蓝本，给以自然观上的根据，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孔孟的学说。

文艺复兴……虽然许多新成就的基础是古典文化，但是它们很快地超越了希腊、罗马影响的范畴。文艺复兴包括一些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和看法，使文艺复兴印上了一个独特社会的标记。总的说来，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

——摘编自张岱年《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程朱坚认一草一木皆有理……不仅如此，程朱以为须穷究事物内在之理。其说乃不免以物为外在，析心与理为二。阳明认为其结果是心必将丧失其方向与动力。阳明说，如其理外在于心，则亲没之后，吾心即无孝之理及孝亲之心。

材料二：船山（王夫之）视宇宙为一生生不息之历程。在这个历程里，气之阴与阳不断融合，如是，气与理俱日新不已。这种哲学适用于政府与历史上，导致了反传统而大胆的结论。理既只是存现于具体事物与制度之中，那么宋明新儒家所制定为历史与社会之典范之天理，就根本不存在了。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集》

材料三：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这样一种宗教；用统一的神权来神化君权，用祖先崇拜来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用天定的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来束缚民众，用教主崇拜来管制思想……帝王选中儒家，经历上千年的时间，经历两次改造，儒家变为儒教，孔子抬高为被崇拜的偶像。

——任继愈《儒家与儒教》

材料一： 女性发型是女性特征的象征。解开头发，就有了色情意味……如果在自己家里这样，倒是无所谓的。可是在私人领域以外，就得把它藏好。因为他就好像承载着家庭的秘密和神圣，这些都与别人无关：裹好的帽子、包紧的头巾将它保护起来，避免男人淫荡的目光和陌生人猥亵的好奇。

——[法]罗贝尔·福西耶《这些中世纪的人——中世纪的日常生活》

材料二： 装饰品中使用最多的是假发。它往往是用白色的或黄色的蚕丝做成的。……人们所要求的理想的头发的颜色，不论天然和人工的都是金黄色。因为人们认为太阳光能把头发变成这种颜色，所以许多女人们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都会整天在露天中度过。……乡间妇女也在这方面和城市姊妹们争妍。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材料三： 路德认为教权所辖范围仅涉及灵魂，不应涉及金钱、土地以及世俗的行政、司法权力，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在国家管理上，国王的权力是唯一合法的。……德意志的宗教不能是罗马的臣属，德意志的牧师、僧侣应享有自己的宗教权利。

——邢来顺、李富森《马丁·路德民族思想的研究》

材料一： 孔子与董仲舒的伦理思想是对他们生活时代所提出的挑战的回应。

——马国华《孔子与董仲舒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细弱。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国家有两种实力，一种是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硬实力”，另一种是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吸引力的“软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家思想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李光耀把儒家思想看做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摘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