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是唐代各行业技术创新简表（部分）

—摘编自周尚兵《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

材料二 明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各部门的工艺技术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极大地扩充了明代技术教育的内容。《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社会上出现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满足了社会发展对工艺技术的需求。《天工开物》是“技术范式”的文本载体，这比传统师徒制中的口授示范、个别教学更加便捷高效，接受工艺技术教育的对象范围也更大，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知识形态的技术范式训练工匠是传承方式创新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这种新的传承方式提高了明代先进科技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技术传播的范围。《天工开物》对中国古代技术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形成了一系列的技术范式，利用技术范式进行工匠培训，提高了工匠专业化培训的效率，促使了技术教育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楼世洲、郑雪颖《<天工开物>对中国古代技术传承的创新与历史价值》

材料一   严复（1854年-1921年），1877年，严复作为首批清朝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当时，英国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先进的文化理念、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对严复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不能单单只学习技术。而应以更深刻的视角看待民族救亡问题。此后，严复废寝忘食地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思想学说，寻找西方列强富强的根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深深刺痛了严复，于是，他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意图唤醒沉睡的国人。1897年，严复空成了其译著《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浪潮。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为阐释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意义，而主要是出于民族救亡的目的，借助自然界的生存发展规律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摘编自王丽泽《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

材料二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该馆出版。尤其是《天演论》，至1927年共印行32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务印书馆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虽然当时还是清朝，但在这些教学作品中无一“忠”或“君”字，而是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这无疑促进了观念的极大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产”和保卫了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如蔡元培、叶圣陶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摘编自张守涛《那时的商务印书馆》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材料一   16世纪开始，古登堡的印刷技术及大型印刷机被很好地用于出版行业，（欧洲）印刷品的外形开始摆脱之前的手稿或手抄本外形，印刷品的出版数量相比之前急剧提高。印刷出版行业在这一时期已经遍及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巴黎、威尼斯和里昂是当时欧洲的出版中心。出版行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阶层，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商人需要加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他们受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驱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拓宽印刷书籍的销售市场，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证。不论是出于完全的经济目的还是怀抱宗教或政治理想，印刷商都亲历了宗教改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运动，而他们的出版行为，更使其第一次真正获得了上至国王、下至普通民众的重视。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摘编自张炜《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传入我国，经不断改进，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报纸、杂志、近代新型教科书和连环画等大量出版。1879年，点石斋印书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私人出版企业的出现。此后，近代性质的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在晚清经史子集出版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开始以图书（主要是译作）为载体，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晚清中国的图书典籍也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广泛流入英、法、德、俄、日等国。

——摘编自肖东发、杨虎主编《中国出版史》等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

材料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日本研究“热”。驻日参赞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康有为编著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20世纪30年代，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李宗武《明治维新》、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等专著出版；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日本研究新成果，发表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蒋百里出版的《日本人》对日本评论贬多于褒。这些学者多有在日本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宋有成《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