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3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瘟疫中，欧洲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经历黑死病的洗礼，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外科和外科医生兴起，医院由主要隔离变为用于治疗，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欧洲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也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空间，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

——摘编复古赵立行著《世界文明史讲稿》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人口和动物的迁移导致了传染病大流行。由于土著人对外来的传染病缺之免疫力，天花、麻疹、流感、霍乱等病传播到美洲和大洋洲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1518年到1600年，美洲有记载的传染病大爆发就有17次，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仅墨西哥一地在1519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印第安人就从2500万锐减至75万。据估计，近代早期300年间，美洲和大洋洲有一亿人死于传染病。

——摘编自徐蓝主编《世界近现代史1500-2007》

材料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日本研究“热”。驻日参赞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康有为编著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20世纪30年代，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李宗武《明治维新》、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等专著出版；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日本研究新成果，发表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蒋百里出版的《日本人》对日本评论贬多于褒。这些学者多有在日本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宋有成《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材料一   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着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教、俗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拜占庭文化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尚古倾向，兴建的“新罗马”城无论从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还是内外装修、建筑材料都模仿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同时，拜占庭文化还兼收西亚、远东民族文化营养融合在自身之中，以满足新的需求和弥补自身的不足。在4世纪到15世纪的千余年期间，拜占庭文化一直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之一。

——摘编自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的特征》

材料二   纵观拜占庭历史，其文化科学受到历史的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人们更乐于因循传统而不思进取；国家和教会对人们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干预性太强，皇室成员虽积极参与拜占庭文学和史学创作活动，但这种参与却一向以“罗马地中海世界一统”的正统思想为基础，着力于恢复“往日的”辉煌和中央帝国的强大，并不十分鼓励人们的创造性。因此，真正使古代典籍重获新时代的生命力的，还是那些属于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古代希腊人，也不是那些已经习惯于僵化教条思维模式的拜占庭人。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书籍刊刻产业空前发达的时期，史谓“书籍之有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在宋代统治阶级治国方针的指导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整个社会读书之风盛行。宋代史学、金石学等学术活动和宋词、评话等文学创作空前活跃，因此刊刻学术著作和诗文集的人很多，文化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宋朝的皇帝都极其注意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就是在太宗、真宗的主持下编篆刻印的。宋代书商刻印发行的图书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科考程文、生活用书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门类，满足了宋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阅读旨趣和购书需求，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卢厚杰《宋代书商市场意识述略》

材料二   报纸“广而告之”的宣传效果被国人共知是有一个过程的，20世纪初，洋货充斥于中国市场，受到洋商靠广告推销货物的启发，以报纸广告作为商战的利器，华商吹响了国货与洋货角逐的号角。清朝末年受外力的影响，重商思潮“第一次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清政府颁布了《商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以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时期商业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各地职业学校相继创办，有识之士也纷纷在商科教育中，增设广告学课程。一批最早出国学习或经营实业的有识之士纷纷将国外的译著或广告技艺介绍到中国，这些对于国人广告观念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审时度势的华商积极利用这一高涨的社会情绪，用“中国人请用国货”等口号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广告者，乃攻城掠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

——摘编自杜艳艳《中国近代华商广告观念的变革及动因》

材料一   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不仅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因为科学本身的面貌、它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部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同时，科学也更加国际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技术的发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以往科学更多表现为个体劳动的特征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技术成了集体的劳作和创新，科学制度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过去是科学指导技术，而今，是技术的需要引领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科学成了技术性的科学。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自然科学的发展因其自身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已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一     秦汉时期基础帐薄在乡编造，正本留乡，副本呈县，郡、州无法直接掌握帐薄的情况。乡吏操控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利，中央监督、审核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数据，造假严重，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基础帐薄转而由国家控制力更强的县廷负责制作，一式多份，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中央据此可以更深入的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地方弄虚作假，也可以利用同一时期的相关簿籍或前后不同的时期同类薄籍进行查核。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二   以文书为基础的行政，与文书的形态、材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略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古代集权国家就是确立于简牍这样的书写材料之上的。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 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的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必然是有区别的。

—— 【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