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行王道，是孟子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推崇王道、贬抑霸道，认为霸道是王道的倒退。商汤、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得天下，百姓心悦诚服，而武力称霸天下则需要付出极高的治理成本。行王道之所以能治天下，源于人性本善，人有“四端”，便可以保全四体、宗庙、社稷乃至天下。孟子的王道思想最先关注也最为重视的是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政者应尊重自然，保证小民的生产时间，才能使民“有恒产”。在孟子眼中，社稷是依民而立、为民而立，先有民后有君王，当政者必须知民之忧乐并选贤任能，才能实行和落实王道。政治是靠法度约束百姓外在的行为，而教育则依靠道德教化，改变百姓内心，与孔子的“导之以政、导之以德”异曲同工。

材料二   在柏拉图看来，道德是政治的目的和手段。最理想、最完美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正义原则，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国家。理想国下，没有私有财产和家庭，小家的消失之后则是融为一体的“大家”，这样才能避免城邦的衰落。理想国中，分别按照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分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但其中有能力担任统治者的，应当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并最有智慧的哲学王。哲学王的统治手段主要是教育，这继承了其老师苏格拉底的理念。晚年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承认了其理想政治的失败，强调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材料一 是唐代各行业技术创新简表（部分）

—摘编自周尚兵《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

材料二 明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各部门的工艺技术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极大地扩充了明代技术教育的内容。《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社会上出现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满足了社会发展对工艺技术的需求。《天工开物》是“技术范式”的文本载体，这比传统师徒制中的口授示范、个别教学更加便捷高效，接受工艺技术教育的对象范围也更大，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知识形态的技术范式训练工匠是传承方式创新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这种新的传承方式提高了明代先进科技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技术传播的范围。《天工开物》对中国古代技术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形成了一系列的技术范式，利用技术范式进行工匠培训，提高了工匠专业化培训的效率，促使了技术教育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楼世洲、郑雪颖《<天工开物>对中国古代技术传承的创新与历史价值》

孟子倡导实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争取民心。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而达于一统，反对以暴力为手段的兼并战争。他的“仁政”思想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它们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仁政”思想还带有民本主义倾向。因为“政在得民”，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特别强调礼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他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用礼治来约束，做到“明分使群”，各人都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各尽职责，共同构筑出良好的社会秩序。君主集权和统一是荀子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君主治国重在礼义教化，应当“平政爱民”，但法治、刑罚也是治国的必要手段。他还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存在。人类既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同时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严复（1854年-1921年），1877年，严复作为首批清朝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当时，英国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先进的文化理念、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对严复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不能单单只学习技术。而应以更深刻的视角看待民族救亡问题。此后，严复废寝忘食地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思想学说，寻找西方列强富强的根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深深刺痛了严复，于是，他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意图唤醒沉睡的国人。1897年，严复空成了其译著《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浪潮。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为阐释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意义，而主要是出于民族救亡的目的，借助自然界的生存发展规律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摘编自王丽泽《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

材料二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该馆出版。尤其是《天演论》，至1927年共印行32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务印书馆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虽然当时还是清朝，但在这些教学作品中无一“忠”或“君”字，而是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这无疑促进了观念的极大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产”和保卫了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如蔡元培、叶圣陶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摘编自张守涛《那时的商务印书馆》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一个从14世纪，大体上，到16世纪这300年的欧洲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能是一个孤立事件。“文艺复兴”涉及的面实际上不只是文艺，而是人民的自由问题，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艺术上创作的问题，学术上的发展等。它是一场普及整个西欧的文化运动。这股风，当然对东欧也传过去了。像波兰捷克这些中欧四家，也受到一些影响。

——摘编自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

材料二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人文主义者须有闹眼和财富来从事活动，决定了其局限于上层知识界，并依附于权贵阶层，就不可能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实现根本的彻底变革。当时王权既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新兴市民反对教皇的权力又害怕他们的力量过于强大，在变革过程中不免有妥协之举。人文主义者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性纪基督教的基石，这一任务接着落到了宗教改革者的腐上，但宗教改革老也同样走不出这一阴影。

——摘编自齐昂昆、彭春霞《人的发现和限制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共同本质》

材料   1918年孙中山动手撰写了《实业计划》。他提出，要使中国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各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实行“开放主义”，“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这就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同时强调，开发和利用外资，绝不能允许他们侵犯中国的主权。他指出，能否确保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是“中国存亡关键”：“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为了全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孙中山曾购置、搜集了大量中英文书籍以及各类地图，还指派相关人士实地去考察。他本人所到之处，也特别注意调查地理环境和经济建设情况。他又说：“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资料，而组成余之‘革命’。”

——摘编自姜义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与工业化蓝图》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