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亨廷顿指出，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是美国信念，而美国信念的精髓则是新教精神。新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秉持人性恶的理念，新教教徒不信任政府并警惕膨胀的权力，主张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重要内容。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自由的追求一向同捍卫个人的权利相结合。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相继制定的州宪法、《独立宣言》乃至1787年宪法：都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契约理念。而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文化渗透进历代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对其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以及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高度一致、历久不变的美国政治文化使美国人的政治共识所反映的每一种价值观都能从其他几个价值观里推导出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及相互渗透、支撑的关系还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样，美国政治文化诸要素的内在统一与美国政治体制高度契合，同时也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最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摘编自牛霞飞       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开始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的探求，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一直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实践中，中国公民逐渐形成民主思想观念，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得以改造。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培养了政治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主义政治思想观念残余，促进新型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郑博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

材料一15、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材料二在欧洲列强步入海外殖民阶段时，中国也开始重视海洋。魏源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原则，改漕运为海运以发展海商，并通过建立新式海军而掌握海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大力发展海防和海军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海洋机制的构建，仿照西方列强的“海部成例”，专设海军衙门；而后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吸收了西方“海权学说”的观点，阐明了控制海洋对于提升国家实力的意义和商贸方面的战略价值。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构想，即对内收回海关主权，对外争夺太平洋海权，重视陆海统筹。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洋政策主要针对航运贸易和海军建设展开，如积极建造港口、疏通航道，整顿招商局，同时创办航海专科学校，培养中国船长人才，仿照美欧国家的建制，成立海军部等，国民政府这些举动旨在重建中华民国海军，力图发展海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