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评选出劳动模范共计464人，其中工业模范208人，农业模范198人，部队模范58人。劳模代表人物主要有太行山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带头人李顺达，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等。1956年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评选出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共计4703人，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先进生产者代表人物主要有孟泰、林巧稚、华罗庚、钱学森等。会议以全体代表名义给全国职工写了一封信——《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号召全国职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要和其他阶层的人民团结合作，艰苦奋斗”。
——摘编自姚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艺术界对劳动人民态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56年全国劳动模范表彰活动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在儒学发展史上，唐宋转型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鼎立，但在斗争中它们彼此融合、相互渗透。面对三教并存，尤其是佛教的异军突起和势力膨胀，儒学内部就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存在着分歧。一派以韩愈为代表，他认为佛老不讲君臣礼仪、伦理纲常，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故力主建立儒家道统，排除异学；另一派以柳宗元为代表，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各家之长，以开放的思维使儒家获得新生。唐代的思想论争开启了宋学的新局面。
——摘编自李伏清《唐宋思想转型与宋明儒学复兴的先驱》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愈、柳宗元的主张。材料二 近代以来，传统儒学在西学的日益逼近之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新儒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抗争，并谋划着中国儒学的现代化发展。牟宗三主张儒学必须接纳西方科学与民主等观念，使儒学“开无限的未来”。杜维明主张“儒学传统的文明对话”，他相信儒学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东亚和世界。在儒学复兴道路上，如何为儒学打开通向现代文明的转化渠道则成为时代发展的突出问题。
——摘编自沈小勇《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思想论衡》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儒学与近代儒学处境的异同。材料三 希腊神话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和力量，体现出古典人本主义。……人类对于自然相对独立，对于自身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人不是社会与国家的消极附属品，而是宇宙中万物的尺度。
——杨师群《中西方上古宇宙观及相关文化之比较》
（3）材料三反映了古希腊哪一学派的主张？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材料四 文艺复兴中人们重视人的价值、重视现世的生活以及反对“权威”的精神，都在当时人中间唤起了对于天主教会及其神学的怀疑及反感。……文艺复兴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中有的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泰斗，有的被誉为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林涛《浅议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有何相似之处？材料五 （启蒙运动）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5）据材料五，概括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与材料四相比，材料五中人文主义思想有何新发展？材料一 宋代商业已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系生产与消费、支撑城乡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清晰展示出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态势，揭示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的时代特色。
——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二 属于同一思潮下的各个学派和人物，其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性。但一种奔放前进的社会思潮决不仅仅是刻板单调，千篇一律的重复和事仿，而是在共同的倾向性中显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千变万化的风格，彼此影响，互相推动，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相当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
——苗杨《浅议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导致的社会变化有哪些？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具有时代特色和相当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对经学和孔子态度的变化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独秀对儒学的态度及其背景。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史学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出现了诸如泰州学派及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编自《李大钊全集》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佛教传播呈现出调适性的原因及表现。(2)明朝中后期，西方思想及科技日渐向外传播，原因是什么？依据材料二，面对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有哪些积极应对？
(3)依据材料三，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材料一柏拉图所反对的是政治权力分配领域中的平等，也就是人人可以平等地成为统治者，这正与要求智慧者对非智慧者的统治的国家正义相违背。依据国家正义标准，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政制，因为哲学家富有高度智慧，最适合担任统治者。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正好是哲学王统治的反面。如果说哲学王统治最能体现国家正义的要求，民主制则是对国家正义的严重偏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批评的自由不是共同体的政治自由，而是在共同体政治自由的前提下个人行为的自由。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要求公民各司其职，但民主制却赋予个人无限的行为自由，使他们不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
——摘编自申林《论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
材料二进入近代，洛克提出了议会至上原则和人民委托权力的思想；潘恩把民主制和代议制明确结合起来；密尔进一步完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型的城邦国家变成大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这给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无法再实行。因此他们必须选举出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正如潘恩所说的，把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人口数量的政府体制。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导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表制，议会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全权代表。同时，代议制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在国王与议会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王权、市民、诸侯”的三角均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最终使代议制正式形成。
——摘编自张华《论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柏拉图反对直接民主制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代议制民主在近代欧美社会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和文艺复兴运动同步的。这种同步的关系就必然会使两者之间产生不可分离的、密切的联系。民族国家形成的实践影响了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国家观的形成，而他们的民族国家观也必然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实践中成为具有指导性的结论，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同时文艺复兴运动促使各国民族语言形成，并通过宗教改革完成了各国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剥离，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材料二: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各国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主权国家理论的发展和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其次，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世俗王权，极大地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势力，西欧各国都得以摆脱罗马教廷的束缚，建立起由本国君主控制的民族教会，使西欧各国最终得以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至此，西欧各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初步塑造。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统一了疆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国家的权力开始覆盖全国；基本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语言也开始形成，并建立了由国家控制的民族教会，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草焕《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文艺复兴-兼与中国比较》
(1)根据材料一，分析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各国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黄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得出“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重新阐发。王夫之则对维护君主专制的宋明理学给予坚决批判，他认为“人欲”不能扼杀，这是对先秦儒家“性也，天之就也”的“人性天就论”思想的重新焕发。
材料二 17、18世纪中西方社会均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生产力发展的张力鼓动着先进的阶级（或阶层）突破传统政治的腐败和官方哲学的愚昧，因此，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取用儒学精蕴的社会基础存有某种相似性。但二者的现实环境却存在着根本区别，欧洲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力量激烈交锋的状态，而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注定了对二者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而中国的启蒙活动却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归纳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启蒙思想家借助儒家思想进行现实批判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现实进行批判产生影响迥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