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3)材料三、四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
(4)从史料类型（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官方正史、私人日记，或者一手材料、二手材料）角度评析材料三、四论点依据的价值。
2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3)依据材料，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4)从材料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1)根据据材料一，指出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国公民教育的主要构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提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特点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治要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善于礼。”在孔子看来，礼乐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之一。从个体来看，通晓礼乐，以礼残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君子好礼、学礼并非仅仅自立；从治国来看，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君子好礼、行礼，就不单单是个人之“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社会治理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作为判常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会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入”法”而成，即是汉廷尉陈宪疏中所说的现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摘编自王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治》
材料二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建立在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缘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
——摘编自张国清、何怡《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相比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局限性。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 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 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对道德重建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 “德贵曰新” 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 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企望周之复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孟子提出“定于一”，尊新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他希望改朝易姓之后，重现孔子所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
——据《论语》《孟子》
材料二 “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兼天下不难矣。”“故治民无常……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
材料三 董仲舒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孔子与孟子主张的异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异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韩非子“兼天下”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在实践法家思想上的成败。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先秦时期社会秩序不断出现失范现象，原来掌管文化的官员流散到民间，形成了士阶层，于是出现提倡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的道家和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并对建立秩序合理的理想社会提出现了各自的见解。老子、庄子反复推崇“道法自然”，人们自给自足、无为不争，都能满足自己粗陋的物质生活。而儒家则以积极入世的姿态，主张推行礼制，教化人民，规范社会秩序，建立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大同世界”。
——摘编自康新亚《浅析先秦儒道和谐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 朱熹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可以说是自儒家思想产生之初就存在的一个思维传统，也是传统儒家思 想入世精神的一个最集中体现，他企图通过“礼”来确定社会角色、调节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朱熹也同样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存在，所不同的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基础是由理或者太极来贯通上下的。朱熹的“天理”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些行为规范，他指出:“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这无疑是一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化。
——摘编自高宜琴 《朱熹社会秩序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儒家和道家和谐社会思想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熹社会秩序思想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董仲舒利用“天"的观念和“家国同构"理论,对忠、孝的合理性做出了新的解释,使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伦理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也为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民的伦理信仰。
——摘编自李佳哲《董仲舒的忠孝理论与汉代忠孝伦理制度》
材料二 朱子把儒家的伦理纲常提升为本体的“理",又认为“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所以对个体来说认真地体认外在事物之理,把外在的理内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自觉性才是修养的重要任务。陆九渊则强调道德修养在于对本心的涵养,而不在于向外考察。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摘编自《宋明理学的兴起及其内部两种思路的异同》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一,指出董仲舒为后世提供的“伦理信仰”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为提升儒学地位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明理学家加强道德修养的两种途径。
(3)有学者指出,明末儒学呈现了“继往开来”的特点。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以黄宗羲的思想主张说明这一特点的表现。
材料一 在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体现在服饰领域的各个方面。以头巾为例，头巾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至爱，往往能显其风雅之情趣。尤其是以某一名士所戴头巾命名者，更是风行于世。如程子巾——相传宋代理学创立人程颢曾戴此巾，故名……宋代士大夫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浓郁的文化意识带进服饰天地，如林景熙诗曰：“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在《历代名臣像》中岳飞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襕衫的儒将形象。因此所谓“儒将”和“儒帅”，便成为宋人品藻军事将帅的一种审美风范。
——摘编自竺小恩《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
材料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惟其如此，辛亥革命后的改革社会风习之举，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不可以区区视之的意义。民国初年，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服饰文化出现儒雅化趋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服饰变革的特点，并说明服饰变革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