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材料一   孔子带领自己的弟子在列国游说，诸侯都不接受，最后，孔子回到家乡，经过整理和创新，形成了以“仁义”“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首先仁义，非礼不成。”战国孟子首次将儒学思想带入到政治当中，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

——摘编自涂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礼记尚书》等

材料二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极一时。汉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强权法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在唐代，儒学一直保持主导地位，但不时受到冲击。宋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将佛、道两家的思辨带入儒家思想当中，对其进行改造，使得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

——摘编自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礼记正义》等

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相较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指导下教育的垄断性和单一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学提出只有周全地掌握知识才能使人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自我。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大学开创性地把历史纳入大学课程里来，使得历史学的重要性达到空前的高度。职业性学科主要分为法学、医学和神学三类。各个大学里所设民法教授的数量相比以前都有大幅增加；医学中对解剖学的重视和医学人文主义的出现使得学科课程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在15世纪末以后，数学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代数和几何都成了数学学科的内容，数学在天文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除此之外，绘画艺术、音乐和体育也成为大学学科的组成部分。与人文学科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里自然科学的地位相对较低。

——摘编自陈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的教学革新及其当代意蕴》

材料二18世纪末的新人文主义思潮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和实现个人的全部潜力。这要求语言学、古典学科、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都在大学这种教育形式中得到体现。这种从人的全面发展考虑的大学导向将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强调哲学院应成为科学研究的发源地，成为其他学院效仿的榜样，并相应地增加哲学院的教授和讲座数量。源于哲学院的研讨班也为其他学院所采纳。在18世纪的大学研讨班里多是“向学生传授一些被认为有用的不成体系的实务知识”，在此基础上，18世纪末柏林大学的研讨班，更加强调“让学生参加教授的研究活动，是以使学生习得教授的思想、教养为目的”。

——摘编自李东升《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兴起的三步曲—从哈雷到哥廷根再到柏林大学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也有很强的消极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长期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占主要位置，知识分子为了考取功名只会一心只读圣贤书，将自己变成儒家学派的继承者。科学技术在儒家的眼中是属于雕虫小技，到了明清，这种忽视科学技术的情况更为显著。整个的社会都沉浸在四书五经伦理纲常的氛围中，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儒家的思想是重视传统和继承，忌讳批判和创新。从汉代以来，统治者将所有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全部整齐划一教条化，这种单一的大一统思想严重遏止了思想的个性化，扼杀了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阻碍了中国古代学者提出创新的学术观点。

——张馨元《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官本位的价值层面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科技主体是“工”的局面。但是处于“官上层”的统治者也需要掌握技术的工为之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工”主要集中于“官府”的局面。在中国古代，凡有一技之长，且为官府所需者均须无条件地为统治者服务。 这样，就有利于古代中国技术的培养和交流，使得综合型技术得以可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承。而且由于古代许多科学技术被纳入国家生活之中，这就形成了初始的科技组织与管理形式。这对当时的科技进步是有益的。而“工匠”在千千万万次的科技实践中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即使对自身经验有总结，但他们无法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使之在社会中广为流传。

——艾凉琼《论官本位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由美国提议秘密建立，因其总部设在巴黎，故简称“巴统”

——摘编自刘方敏、张民军著《解读经济“铁幕”》

材料二 建国初，我国科技基础极为薄弱，随后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一批科研机构逐步建立。1956年，新中国首次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科技发展规划，部署重大科技任务。海外学者纷纷归国效力，记载，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达3000多人。到60年代中期，全国科研机构已经从建国之初的3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科研人员从不足500人增加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组成的科技体系。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人民网《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