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并分析材料一中“士”的再就业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材料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会议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工农开门，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要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
——摘编自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 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国际秩序观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国际秩序观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先秦儒家有着丰富的人口伦理思想。孔子称赞卫国人口富足，指出“足食、足兵”百姓就会信任统治者。孔子把人口分为“君子”和“小人”；孟子则进一步把人口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荀子将人口划分为“士农工商”，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孔子认为人民生活富足后就应该接受教育，要以德为先、全面发展，培养为国效力的合格人才，充分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主张“礼之用，和为贵”，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孟子首次系统提出了建立“人和”社会的理念，认为战争、政治胜负的关键是“人和”。
——据蒋琴《先秦儒家人口伦理思想初探》等
材料二1894年，孙中山认为“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1924年，他却指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相比人口数量，孙中山更重视人口的其他问题。1912年3月，孙中山颁布“饬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令”等，同时力主引进外资和“外才”；在国内移民方面以国家的力量来主导，以外国有经验的人士辅助，达到发展经济、舒缓人口和巩固边防的作用。他还主张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在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设想，以“为人民谋社会种种之幸福”。
——据李道缉《孙中山人口思想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儒家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人口思想的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近代人口思想的认识。
| A．理学地位的确立 | B．市民阶层的逐渐崛起 |
| C．商品经济的发展 | D．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
| 严复 | 中国传统的“求新”观念与西方的“进化”观念相辅相成。为“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条件,而“进化“观念也为“新”字涵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严复指出:“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天演之理为国家求“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新”字与“中国”一词的结合。 |
| 梁启超 |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再次详细阑释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 |
| 孙中山 | 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提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作为革命派的“新中国”理想被正式使用 |
| 陈独秀 | 发文驳斥了民初的共和政体。他将“民主”与“共和”观念截然分开，阐明了“共和”也不一定就是民主。在政治变革无望的背景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希望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通过改造国民的方式再造“新中国” |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中国”确定一个论题，进行论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晰。)
材料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浑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画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而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 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修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打击小贵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致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摘自毛泽东《并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
(1)根据材料，概括毛泽东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井冈山的斗争》写作的背景。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推行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留学教育逐渐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促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杭州白话报》《教育世界》《科学世界》等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使之成为又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商界不乏强调教育之重要性，并宣传教育救国理念的有识之士，为此，不少地区的商会都曾创办新式商业补习学校，还设立了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教育救国思潮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