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作为一种重要的军需物资和生产资料，牛革（皮）被广泛运用于军器制造、手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五代时期，对牛革的需求更为急切，各政权对牛革采取的基本措施都是“悉令输官”“革尽纳官”，对普通百姓违犯牛革禁令者采取严厉处罚措施。952年，后周政府规定只征收以前牛革总额的三分之一，且根据民户拥有田亩的多寡进行摊派，且没有明确规定送纳的时间。此外，还允许民间合理合法的使用和贸易。宋初基本上沿袭了后周的政策，同时又规定牛革可以折变缴纳，也通过“纳价钱”代替缴纳实物。同时，政府将民户手中剩余的牛革购买入官。

——摘编自游彪、周云《论五代及宋初的牛革政策》

材料   宋代前期的职役制度是差役制，即根据登记在册的户等和职役轻重等级摊派。这种制度是官府对民间劳动力的无偿征用，最终造成农户的大量破产，威胁到基层社会的稳定。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熙宁四年（1071）十月，宋廷彻底废除了差役法，实行募役法，即过去由乡户承担的义务性职役改为有偿雇募，官府每年向民间招募愿意应役的百姓，付给他们与职役负担相应的雇钱。募役所用花费由全体百姓承担，在差役制度下免役的官户、坊郭户等也要缴纳助役钱承担部分职役负担。官府每年根据户等向乡村和坊郭户征收一定数额的役钱，在役钱开支的基础上多收20%宽剩钱，用于水利建设、吏禄开支等。同时，募役制度给了地方行政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经手大量财物的机会。

——摘编自方宝璋《再论宋代免役法的利弊》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4 . 材料   明中叶，江南重赋，租税积欠。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针对“游荡失业者十室九空”给赋役编审带来的困难，将基准由人丁向丁田过渡。推行“里甲银”制度，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征收。在苏松，他创立“平米法”，将正杂二役混编合并。针对“事繁费冗”、里长“赔累不堪”，他通计一县一年应征之役，固定役额；力役折银；缩短应役时间。周忱在任期间，江南“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北魏帝王的奉老之举，是对鲜卑早期的“贵少贱老”习俗的变革。孝文帝即位后养老抚恤的对象，除了高龄老者还包括“鳏寡孤独”之人。479年，“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也”。480年，诏会“京师耆老、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487年，诏曰“孟冬十月，民闲岁隙……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失和、妻柔”。493年，孝文帝出巡车驾至肆州、并州，首次对庶民年长者赐爵。为此还逐渐明确了赐予爵号的等级与年龄。考虑到年老体弱需要家人的照顾，对应出现了减免或减轻本人及子女的力役、刑罚等诏令。先秦两汉均有赐“几杖”以示殊荣之礼。496年，孝文帝诏京畿内年高老者赐予鸠杖。与汉化革新措施伴随的“奉老恤贫”之举，客观上使华夏文化礼仪得以流传至北方。

——摘编自王洁《践行与传承：北魏孝文帝之“奉老恤贫”》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材料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欧俄城市出现住房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和应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沙俄政府决定开发远东地区。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政策带来了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在此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参加到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同时，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开始增多，一大批矿业学校建立起来。西伯利亚地区不仅获得了欧俄的经济支持，还获得了海外资本的关注，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多为外国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满足了俄国对该地区石油等资源开采的需求，成为欧俄地区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同时也把西伯利亚城市带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卜雅凡、黄秋迪《1861—1917年欧俄移民活动与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

材料   传统科举以明经科为主，形式单一、内容死板，无法验证真才实学，与关陇集团颇有渊源。为压制关陇，武则天逐渐降低对明经的重视，增加进士科的考试门类和难度，供非贵族子弟参与，为贫寒子弟入仕提供了制度保障；考试内容涉及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改革后，进士科地位提升，世人观念改变，激发了寒门学子政治热情。为了扶植自身力量、笼络人才，武则天开创了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笔试为主，笔试后进行策问，考生在殿堂直接与皇帝交流，发表政见，提高了社会对科举关注。武则天时期，面临突厥、吐蕃威胁，开创武举，以满足国家军事需求；武举涉及枪、射、骑等实战技能，延续近1200年。

——摘编自《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材料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借此对旧法律制度施加了巨大压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解放后的农奴出席法庭的次数大幅增加。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法案，谋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改革以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引入司法独立、陪审团审判等原则。由于是首次推行陪审团制度，因此相较于英国，俄国的陪审团只管辖相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并且成员多数一致即可形成裁决，公诉人和被告在陪审团判决后可以提起上诉。陪审团制度使得农民能够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坐在陪审席上，享有同等权利，拥有同等地位。改革后的俄国法院开始摆脱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近代公民社会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但沙皇却中止了改革进程，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叠加和集聚，最终导致整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据杨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