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00年，彼得一世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但在纳尔瓦战役中却被对手轻松击败。战后，彼得一世吸取教训，效法西欧，大力发展工业，先后在乌拉尔地区和奥洛涅茨地区建立了一批冶金工业。据统计，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共有205家手工工场，其中冶金与金属加工类工场就有69家。为了供应陆海军军需，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还建立了一系列官办或私营纺织业工场，涵盖了制呢、毛织、麻布、帆布等行业。面对工场中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将国家农民编入手工工场；另一方面允许大型手工工场购买整村农民，把农奴制从农业扩大到工业领域。彼得一世时期的工业化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编自万长松《论彼得一世改革与俄国工业化的肇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彼得一世工业化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彼得一世工业化改革的影响。
材料 唐初人户凋敝，政府控制的人口很少。为了增殖人口，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贞观年间，政府招徕塞外及突厥前后内附者男女120万口，党项羌前后内属者30万口。太宗下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为了缩短生育周期，玄宗时期将结婚年龄提前，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律》还专门规定，同姓为婚者徒二年，近亲通婚以奸论，并强令离散。此外，唐政府还鼓励寡者再嫁，提倡抚养孤儿，禁止妻妾逃亡和出妻，将人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指标等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加之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唐前期人口迅速增长。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前期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前期人口增长的影响。
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法律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孝文帝的法律改革。
材料：临时政府北迁后，第一届责任内阁对外交人员的聘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改革由精通外文并且有着二十年外交经验的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主持，一改晚清权臣亲贵保荐的旧例，拒退未受专业训练、不懂外交、不习外语的被保荐者，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等机构外交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此次改革，外交部吸纳了大量法律出身、通晓国际法、拥有专业外交知识和技术、精通国际外交礼制、深谙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世界形势的职业外交人才。近代中国第一支职业化的外交队伍由此产生，外交部成为当时中国“官僚体制中心专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在这一原则主导下， 民国时期外交舞台上涌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群体， 如顾维钧、 王正廷等。
——据林红玲《试论中国外交近代化与国民意识的觉醒》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洋政府外交人员聘任制度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北洋政府外交人员聘任制度改革。
材料 1982年全国各地艺术表演团体纷纷改革，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和“定额补贴、节余分成”的承包责任制，推行定额计酬的浮动工资制，1982年，河北省大厂评剧团大胆进行改革，坚持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共演出6000余场，观众达1000万人次。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艺术表演团体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地、县级。沈阳话剧团推出了《搭错车》等十几台大戏。其中《搭错车》连演1460场，足迹遍布全国22省200余座城市。全国艺术表演团体1980年演出540000万场，1985年上升到740000万场。1988年，国务院提出了“双轨制”，少数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主办；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主办。
——摘编自殷瑞航《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
(1)根据材料，概括新时期中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意义。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大行政区制度的意义。
材料 鸦片战争前，国内洋钱的大量流通对传统称量货币发起了挑战。1833年5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首先，林则徐表示不能对洋钱进行硬性的定价，在使用洋钱的问题上，最好在民便之中稍加限制。其次，林则徐认为使用洋钱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抑制的，应该让洋钱继续在国内流通。由于洋钱很受民众欢迎，林则徐认为“应对洋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自铸银钱”。他的设想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五钱纹银为准，银币一面用文清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最后，林则徐认为银贵钱贱的关键在鸦片，只有政府大力禁烟，才能抑制白银外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银荒”问题。林则徐提出自铸货币以抑制洋钱，严禁鸦片防治“银荒”等顺应民情、有利于当时国内货币流通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政者的昏庸、无知和技术不过关等，这种自行铸造钱币的措施最终因无法与洋钱抗衡而停止。
——摘编自图拉古日《林则徐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林则徐货币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林则徐货币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 关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学术界曾有过多种讨论，有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化，因为中国“现代化”过程是向资本主义学习；有学者认为是“乡村”现代化，因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畸形、后发、时断时续、缺乏动力；有学者认为是被耽误的现代化，因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与中国走向衰落、半殖民地、各种革命运动重叠
——摘编自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讨论。据此，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提出观点，并进行简要阐释。（要求：提出一个观点，且不得与材料中的观点重复，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科举改革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科举改革的主张。
材料1861年改革后，俄国保留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日俄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在1905年爆发了革命，严重威胁了沙皇政权。1906年7月，沙皇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进行系列改革。11月颁布《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在破坏农民村社份地所有制的同时，推行新的土地私有制，扶植富裕农民，同时向远东、西伯利亚及中亚细亚地区移民。12月，斯托雷平提出明确中央政府权限改革的计划。1907年11月，提交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相关法律草案，明确要在10年内实施初等教育的普及。1910年1月，斯托雷平又把有关在西部六省设立地方自治机构的立法提案递交给国家杜马。1909—1913年，沙俄粮食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俄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然而，斯托雷平改革没能有效地解决俄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遭到国内一些保守贵族势力的强硬反对和阻碍，也未能防止俄国革命的爆发。
——摘编李丹、陈丽平《简评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斯托雷平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斯托雷平改革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