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份地不足，但仍然保留着重分土地来承担国家赋税的习惯。改革后土地重分的周期有所变化，有些公社改革后就没有重分过土地，有些村社的土地重分的周期也变为24年之久。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自由”，分家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但为了耕种需要赎买土地，这样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土地，公共资源也不断减少。一些村民为了生存，只好把自己家仅有的土地出租，外出打工。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可以说改革后村社是国家管理地方基层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陈丽娟、程广通《浅议1861年俄国村社职能的变化》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维新派认为学西方，必须首先学西学，批判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教育制度的方案。严复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维新派提倡发展现代西式学校制度，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则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在北京应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他们认为要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通过全民教育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虽然戊戌变法只运作了一百多天，但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启蒙的窗子。变法失败后，“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持续发展，致使清政府于1905年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范敏华、孙锡平《戊戌变法与教育制度现代化》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现状，乡村复兴从口号变为社会实践运动。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各地创建县政建设试验区，率先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在试验区，乡建领导者加强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建设，改革教材、完善学制、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经济上，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并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根据国民政府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不少实验区开展调查户口、整顿税收、成立民团或警察局、组建自治团体等工作。乡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总体上却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6 . 材料   况钟（1383-1443年）,南昌靖安人。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苏州一府六县税粮总额约为全国实物收入的十分之一。农民无法承受,纷纷举家逃亡，税赋无法足额征收,暴力抗粮抗税时有发生。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在明宣宗亲自过问,才获户部通过。这不仅改变了实行二百年的“田分官民”的制度,也是对朱元璋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决定的否定。针对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既补交了赋税,又减少了民役负担,也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些措施扭转了明初以来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使之重新焕发了生机。.

——摘编自陆咸《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材料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中国改革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

——摘编自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

材料   1880年法国政府通过《卡蜜儿·赛改革方案》，规定年轻女子可通过省市举办的考试入校接受教育。该法案最初并不在初始改革方案中，执政党为了和当时右派势力划清立场，抵制教会教育，才支持女子教育改革方案。学校开设教学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类、地理与天文学、历史类、家庭经济类、艺术类、体操等课程。学校提供寄宿，待遇与市立中学享受同样的待遇。奖学金数额由公共教育事务部、学校所在的省市共同协商来决定。学校允许学生在正常教学以外的时间进行宗教教育，但必须经过公共教育事务部部长的准许。每所学校都由一位女校长管理，任课教师必须拥有常规的学位。卡蜜儿作为改革的推动者指出：女性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成为妻子、母亲。这说明当时的共和派并无意通过教育改变女性社会地位。

——摘编自卞翠《法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

材料   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了机器制造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创办学堂的计划，并将学堂命名为“时务学堂”。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邀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即力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到长沙之后，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以此作为学堂办学原则。这个学约，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的同时，实际上更多地强调了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的一致欢迎，然而没过多久，他却与湖南的旧势力发生了极为激烈的冲突。1898年3月，梁启超因故离开长沙，不久，熊希龄去职，时务学堂在维新运动早期的使命结束。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风气，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湖南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19世纪初，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不能阻止统治区域的民族起义运动，对外无力阻止沙俄对自己的步步蚕食，英法对自己帝国腹地的步步紧逼。法国大革命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逐渐传入土耳其，这让土耳其宫廷内也产生了实行宪政的制度革新思想。1839年11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麦吉特颁布了“花园御诏”，御诏用“旦齐马特”称呼改革，意为卓越高尚的改革。宣布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宗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随后，苏丹颁布了受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的银行的敕令。1845年又颁布了办好教育的诏书，开始试图建立新式学校。之后，在英法等国的要求下，苏丹又颁布了诸如土地法、新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新民法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国内封建制度的解体，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土耳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太多，这些问题不是一场改革就能解决的，何况土耳其也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来保证改革的继续。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最终因为改革者的决心不足，“动机不纯”，加上外部压力的不断加大，在立宪和民主的浪潮中，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解体。

——摘编自杨帆《奥斯曼土耳其试图复兴的一次努力-旦齐马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