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 夏商时期，人们对于居四周及文化上与内地不相同的民族称之为“夷”,自称 为“夏”或“华”。春秋战国时期，内地与周边始有文明之比较，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以示华夷有别。汉初，由于国力上的劣势，在处理民族关系理念上沿袭先秦的华夷思想，凸显“夷夏”之大防；武帝时又进行了调整，强调“以夏化夷”,纳“夷狄”于华夏，实现一统。唐太宗视“四夷”与华夏享同等人格，对各民族“爱之如一”,促进民族之间完成了深度的文化交流交融，推动着多民族整合不断向前发展。清朝时乾隆的“华夷”观念又有所突破，认为天下“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从而摆脱了“华夷之大防”的观念。清代“华夷”一体的理念，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均实现了对传统“华夷”观的历史超越。

——摘编自段超高元武《从“夷华之辩”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材料一   科举制初成于隋朝而成熟于唐宋。唐中期以后，宰相群体中进士出身者达80%以上。两宋时期，公平公正的原则得以继续贯彻。据统计，宋朝科举取士达10万人，是唐朝的5倍多。隋唐之后，选拔标准的设定向治国经邦的方向发展。北宋科举重经义、策论，元朝规定科举考试要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清两朝则固定以经义和时务策为重点考试内容，对人才的要求逐渐向经义实务并重的方向细化。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逐渐确定的人才培养方向，辐射到全国的官办学校和地方社学，形成了与科举考试互相配合的文化教育体系。

——摘自解扬《评价科举制度应坚持两分法》

材料二   甲午战后，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上奏：“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随后清政府确立兼顾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近代教育学制，并于1905年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停废导致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带来了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在科举被废后，出现为科举平反的呼声。孙中山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更有学者认为科举制所蕴含的现代性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革废与辛亥革命》

自汉至南朝，仅在个别民族地区设置过都护，且为“加官”（兼任官职），而都护的职责也仅是“督察”民族地方政权的“动静”，或“专征讨之事”，不直接干预当地民政。至唐代，随着领土的拓展，内附民族的增多，在周边民族地区设立了都护府，据近人查证，有八个都护府。都护不再是“加官”，而是朝廷高品正员命官。都护府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从人事、民政、赋役、军事、司法等方面均有官员掌管。

——摘编自唐启淮《唐代都护府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