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概念的内涵时常伴随时空变迁与重大事件而有所不同。如“海疆”，宋代虽然有海界之说，但却没有将海洋本身纳入对国家疆域的思考；明代虽然已经十分关注东南沿海问题，但仍然作为“海域”、而非“海疆”问题进行讨论；近代“海疆”作为一个概念，成型于清代晚期。现有学者利用专业的史料数据库，运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勾勒出近代“主权”和“海疆”概念的发展过程（见下图）。

——摘编自邱伟云、严程《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边疆概念群研究》

材料二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巡抚、藩台、按司道，各衙门均属于清朝中央机构，而台湾府州厅县各级衙门则属于地方机构，台湾所有行政司法皆以大清律例为遵循，并设提学道执掌学校士习与文风政令及贡科有关事宜。1736年，清廷酌减台湾、凤山等四县丁银，各地修建水利，广招闽粤居民入台拓垦。1841年，英舰侵入基隆，清军还击生擒其百余人。1884年，法国军舰骚扰台湾，全台清军反抗再次获胜。1885年，清朝把台湾改为行省，颁行保甲制度，开设机器局、招商局、铁路总局等。民用企业收入达100多万两白银，约占当时全台财政收入1／4。1887年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设“西学堂”和“电报学堂”，以培养台湾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甲午战争爆发，全台戒严，实行城乡居民自卫。

——摘编自娄杰《清朝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