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二   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以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核心，三权互相独立而又互相监督，美国的政治分权就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典范。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已为接受新型的分权思想做好了准备，加之作为曾经被殖民的美洲人，民众渴望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可以说分权原则在美国的发展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分权原则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机构无权力中心，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该原则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划分形式，一个国家的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行使，决定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方向，这种制约与平衡也为更多国家所认同。

——摘编自吕艳《美国政治中分权原则的再分析》

材料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三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而且统一在这种交替过程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融合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同化（或融合），而且伴随着每次融合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息息相关，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动乱愈厉害，民族之间的斗争愈激烈、民族同化（融合）也就愈迅速、愈全面。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统一和安定，而且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不间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不断推上了主导和核心的地位。

——摘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