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一   清前期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康熙三年（1664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舟行竟日”，感叹四川“寂无人声”“寥寥子遗，俨同空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议准了两个条例，一是“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二是"川省荒地甚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期间，如大竹县，"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语"；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俗不能尽同"；"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四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有熟田11883顷50亩，征税银27094两。至雍正二年（1724年）田额为214456顷16亩，税银为225535两。

——摘编自陈典《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材料二   到1940年，内迁工厂有449个，技术工人约1.2万人，其分布如表所示。

——摘编自【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