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制定《吕刑》。秦朝制定《秦律》，这是一部十分严苛的法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死刑多达十几种。唐朝制定《唐律叠议》颁行天下。它集成了古代立法传统，将各种法规融为一炉，采取了刑事立法的形式，全部法律都围绕“罪”和“刑”分别加以规定、解释。唐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还规定如果赃证已经明确，“理不可疑”，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犯罪事实进行判决。《唐律疏议》成为以后历代刑律蓝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

材料二   公法是以保护调整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私法是以强调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与古代中国侧重公法不同，罗马帝国时期立法以私法为主要侧重点。罗马法广泛借鉴外邦人法规，着重调解贸易及财产等经济和民事纠纷，适应了帝国时期社会发展要求。3世纪以后形成了著名查士丁尼法典，内容包括历代罗马皇帝颁布的敕令，人与人关系、财产关系和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时期法学家对罗马法提出的各种学说和解释。它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完备阶段，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制的先声，19世纪以来，欧洲大多数国家皆以罗马法为法律，基础制定本国法律制度。

材料一   在罗马早期社会中，商品经济孕育着自由、平等观念。个人意识使罗马公民在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表现为契约关系，使法律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成为独立系统。罗马法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罗马人把私人权利看作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使私法成为罗马法的灵魂和精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体现在罗马各个角落，共和国的法治精神成为西方法律的渊源。

——摘编自孙振民《古罗马共和国的“法治”建设》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的法律体系主要以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为主，5—9世纪时出现了一系列成文的日耳曼法典。但是，日耳曼法典实行属人主义原则，它只适用于日耳曼人。到12世纪时，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教会法体系的建立，教会法在西欧社会中有着巨大影响。然而，从11世纪开始，西欧的经济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速了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此时，日耳曼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渐渐显得无能为力了。11世纪末，查士丁尼主持编订的《学说汇纂》原稿在意大利被发现，波伦那大学教师伊纳留斯便致力于对其进行注释和讲授，大大推动了罗马法的复兴。13世纪后半叶产生了评论法学派，他们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把古代罗马法转化为现实的法律。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