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宗法制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父系家长时代，经过夏、商的演化，到西周形成严密的政治制度。……自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承袭了宗法观念和宗法传统，使中国封建政治呈现出诸多特征，这些特征都具有深厚深刻的宗法色彩。中国封建的等级制度源于原始的血缘宗亲关系，它表现为绝对的君臣隶属原则和极端的皇权主义；中国封建政治还有一个宗法特征是亲贵合一和裙带作风，最终导致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即反对理性，经验守旧，这是封建宗法政治又一特色。

——摘自《中国历史纵与横》

材料二   唐代政府机构示意图（如图）

材料三   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史》

材料四   中国古代史曾经发生过多次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挑战，“七国之乱”、“安史之乱”，直到唐末，藩镇割据，唐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直到北宋赵匡胤进行制度革新之后才有了新的气向，宋之后，中国出现了元明清六百多年的统一局面。

——摘自《中国历史》

材料五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近代以来，“法制是政治文明最坚实的基础，是让法律成为治理国家最高权威的手段”。

材料六   著名法学家耶林格曾说在他所著的《罗马法精神》一书中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夫治天下犹曳（yè，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三   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皇帝和贵族的专制证券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材料一   所谓分封者，就是周人的一个或数个血缘氏族部落，集体向新的土地迁居。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是周公东征讨伐的对象之一，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地。

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落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

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在不断强大以后，加大对外扩张，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商贸及其他交往不断加强。而随着交往的频繁，矛盾在所难免，在解决问题时所适用法律的矛盾同样十分尖锐，因古老的罗马公民法不能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基于此，公元前242年罗马设置了最高外事裁判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有针对性地调整新出现的种种社会关系（到公元212年，罗马帝国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各海外行省臣民以公民权，除奴隶外，自由民都取得了公民地位），从而形成了万民法。

——摘编自谢冬慧《罗马法的借鉴价值》

材料一   从春秋开始的社会大动乱，使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维持不住，把许多“礼”都弄得名存实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乱用天子的礼乐，简直闹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真是古代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大危机。为着挽救这个社会危机，于是孔子出来，要把周朝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武、周公的大业。

——摘编自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材料二   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国家，雄踞一方，以空前惨烈的战争，给时代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七国相继进行了实质上是封建化运动的变法，其中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历时最久，内容最为全面彻底，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辉煌……至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

由秦王嬴政来统一天下是无数个偶然所促成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六国所犯的错误，二是秦国的偶然性。

——据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日本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自古就修建在中国北方战略要地上的防线——万里长城。1933年元旦，侵华日军开始向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山海关进攻。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的部队，爱国官兵奋起反击……日军凶猛攻势，他们唯一可依赖的便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这支军队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为了个人争取生存的信念慷慨赴国难！再次显示出长城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象征。

——成大林《长城，世界一大奇迹》

材料一 西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